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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日前在出席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期间接受中评社专访，深入剖析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指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好似进入一个僵局，特朗普可以说是黔驴技穷、骑虎难下，贸易战的负面作用在美国已经全部体现。中美之间正在经历一个“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客观现实还是会引导这两个国家寻求相互适应，探索如何和平共处。
一、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黔驴技穷”又“骑虎难下”
中美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进展,一直紧张的贸易战出现了缓和趋势，也燃起了国际社会对中美达成协议的希望。
在这一次谈判中，特朗普默许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的分阶段谈判方式，达成了一份不涉及中美贸易战核心内容的小规模协议。
这种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成语来描述：特朗普已经“黔驴技穷”，但他又“骑虎难下”。
因为他已经投下那么多政治资本，甚至是撕破脸，现在要做出大的退让，他不会甘心，但要继续升温加码，他也不敢，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损伤可能超出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好像进入一个僵局。
“中美之间会经历一个‘不打不相识’的过程，即要先碰撞，甚至冲突还会上升，在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双方都意识到再继续下去，情况会不可控制。”
现在，美国的舆论已经开始转型。
特朗普过去以为连续几次极限施压，中国经济就会垮了，或者会马上臣服，这样的看法在美国媒体和国会也得到很多掌声，但现在看来完全不现实。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且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中国整个经济构成中的比重中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过去对付其他贸易伙伴的手段没有效果。
这是个学习的过程，美国必须要付出学费。
事实上，贸易战的负面作用在美国已经全部体现。
举个例子，本来美国很多农业州的农民都支持特朗普，但现在各种反弹声音都出现了，黄豆、玉米、猪肉堆在仓库里没地方卖，很多农民已经开始进入破产，这对特朗普在总统大选连任构成新的挑战，因为这些对特朗普来讲都是很关键的摇摆州，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此外，特朗普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比如他针对华为，要把华为放在黑名单上，首先要限制美国企业供应重要的软件和零部件，另外不准美国的电信营运商购买华为的设备。
禁令一出，人们都以为一场全面封锁华为的战争已经吹起号角，但仔细看，具体的落实都打折扣。很多美国企业寻求豁免，另外许多美国的中小城市因为采用了华为的设备，需要华为持续提供零件更换和工程师进行软件升级，所以美国商务部马上又宣布该条禁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宽限。
再比如大阪峰会后，特朗普对价值3000亿美金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又宣布推迟对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这是因为美国的零售业全面反弹，加征关税的这些商品很难找到替代的供应来源，会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进而影响到特朗普的选票。
对此，美国华尔街也非常敏感，他们过去低估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没有想到贸易战进行到今天，仍然看不到熄火的可能，因此华尔街给特朗普释放了非常强的反馈信息，就是出现股价的连续调整，另外就是美债利率开始倒挂，这等于告诉白宫，如果贸易战继续升温，美国经济会进入衰退。
那么当特朗普寻求连任总统时，如果美国正好面对经济衰退，这对他来讲是巨大的挑战，何况如果一旦落选，他要面对司法官司，大概要坐牢的。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朱云汉就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双边关系接受中评社专访（太和智库供图）
二、中美关系面临四重矛盾
要在一个更广阔的分析架构下来了解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各种波折。中美关系当前面临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正好都叠加在一起，让中美关系遭遇到非常多的新困难和新挑战：
第一层矛盾是美国国内社会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社会内部分配的两极化问题。
在过去二十至三十年中，两极化问题在美国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沸腾的临界点，真实情况是，部分群体的工作受到威胁，收入面临倒退，许多人面对严峻的失业问题。
应该说，美国参与全球经济、跟中国发展非常紧密的经贸等方面的往来，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可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红利，在美国内部的分配非常不均匀，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享受了多数的好处，没有让美国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普遍地分享，所以这个矛盾是不断地在累积。
由此可以理解特朗普为什么会划定这样非常激进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政策方向。
特朗普基本锁定了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国，中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其次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另外就是穆斯林。
因为民粹这样的政治风潮，特朗普在共和党里快速崛起，然后当选，所以他把问题简单化，指责其他国家“窃取”美国的工作、财富和技术，调动很多群众的不满情绪，把矛盾引到“替罪羔羊”身上，借此让美国那些因为全球化受损的人发泄他们的不满和挫折。
处方有没有效不重要，但作为政治人物的一项政治表演来讲，有这个需要，他要向选民证明他是真正在兑现他的选举支票。
第二层矛盾是中国的快速崛起。
的确，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有可能会替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 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70年中一直是全世界的唯一超强，美国的军事、科技、金融各方面综合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没想到中国居然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快速攀升，并且未来可能会在很多方面会超越美国，至少跟美国平起平坐。这对美国人来说心理上完全不能适应，所以美国内部会有焦虑，想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很自然地，美国为了维护龙头地位，希望动用现在所有可以动用的筹码跟手段，打乱中国的崛起。
美国认为给中国提供了太宽松的环境，让中国有机会迅速地实力上升，于是美国现在要给中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打乱中国的进程。 虽然美国这样做未必有效，但它的这种冲动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这样的诉求很容易在美国社会里面调动积极性，这样的一种政治诉求一出现就会压倒一切，甚至会出现非常不理性的判断。
第三层矛盾是美国要维护在国际产业分工里的龙头位置。
美国过去在全球的经济分工里的确占据着核心产业最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对美国来讲，开放中国进入WTO和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国际分工体系里扮演中国的角色，就是低端或者中端产品的制造国，这样双方可以共享繁荣。 但是这几年，美国受到很大震撼，因为中国在科技，尤其在产业科技方面，上升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的想象，甚至有些方面还超越美国，比如量子通讯，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至少跟美国并驾齐驱。 至于说在轨道交通、超级电脑方面，中国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打破了新的世界纪录。所以美国会警觉到，其享有的全球产业分工最顶端的金字塔地位可能受到挑战，所以美国很自然地会做出防卫，要维护它在产业分工里面龙头或他金字塔的顶端的位置。
最后一层矛盾非常深刻，也很根本，就是美国过去引以为傲的体制的优越性受到了威胁。 美国包括整个西方国家，过去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是高度自信的，认为这是普世标准，他们掌握所有的所谓国际话语权，不管是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它是样本，是范例，它才能界定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
但这几年出现了很鲜明的变化——中国对自己的体制、文化、发展道路和自信不断上升，而且很多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相反，西方的体制出现了各式各样从来没有遭遇到的问题，政治体制运作失灵，主流的政党体系面对民粹的政治冲击显得非常脆弱，甚至有些国家政治处于瘫痪的边缘。
所以，它突然对自己的体制自信出现动摇，出现了另外一种焦虑，类似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它认为中国的生活方式、体制、经济发展模式，都构成一种威胁，尤其威胁过去引以为傲的体制的优越性。
“这四重矛盾加在一起，你说中美关系能好吗？
但尽管有这四重矛盾，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美两个社会已经被各种盘根错节的文化、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关系捆绑在一起，甚至不是两国决策者的主观意识可以扭转和改变的。”
三、全球问题的约束力量不能忽视
中美关系的背后有更大的背景，大背景所产生的约束力量不能忽视。
比如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他们不在全球暖化问题上真正合作，将对全人类造成威胁，两个国家都会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极端气候和巨大的天然灾害频繁出现。
所以即使它们之间有很强的敌意和战略上的猜疑、摩擦，短期内会被情绪所阻挡，被民粹主义的潮流所误导，但最终来看，客观的现实还是会引导这两个国家寻求相互适应，探索如何和平共处，然后一些议题上进行合作。
朱云汉出席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期间发言
来源：中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