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
作者简介李书磊，男，汉族，1964年1月生，河南原阳人，1984年12月参加工作，198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院长。
在今天的官场，李书磊可谓一颗“读书种子”，真读书、会读书，属于相当罕见的类型。他过去写的书在“豆瓣读书”分数不低：《重读古典》8.7分，《1942：走向民间》7.6分，《说什么激进》7.3分。还有其他几本书，虽然评价人数不多，但打分多在4至5颗星。
推荐大家阅读《重读古典》。这是李书磊26岁这一年“在北京西郊一处偏僻地方闭门谢客”读古书后的札记。

在这本书中，李书磊分享了对《诗经》《西厢记》《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红楼梦》的体悟。
在这本书的最后，李书磊说：
“在结束这一年封闭式阅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完成了对中国的归化，终于唤醒了作为这个东方种族的一环、延续并且更新这个种族的自觉。”
“我不会拒绝也不会苟同这个由一种异己的文化所带来的时代，我还要对它仔细地观察、体味和思量，我要把大江南北作为一个辽阔的研究田野去测度中国走向新生的可能与道路。我并且深知，在这个过程中最终的是战胜自己身上的卑琐与渺小，做一个堂正的中国的儿子，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这种当代的文化实践能把我们同司马迁、杜甫、顾炎武们连接起来。”
“有一天傍晚我走出楼门，发现纷纷扬扬地正飘着大雪。我不自禁地就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如今我把那些札记中的一部分整理成文出版，也算是把那些被收藏的声音放大了：以补偿那时候的寂寞。”
这本书大家可以从网上下载来读，作为参考，小编向您推荐李书磊同志写的短篇《宦读人生》。
宦 读 人 生
李书磊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每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乐读记
李书磊
读书改变人生，却往往很难说是哪一本。当然某一本书也会对人生作用非凡，特别是经典，“辛苦遭逢起一经”、“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古今相同，但更经常塑造人生的还是持续不断的广泛阅读，是不同年龄、不同境遇下的随缘涉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在博览群书中反省经验、变换气质。所以古人特别主张“读万卷书”，主张“饱读”。
不仅是读闲书才有乐趣，读有用的书也会意趣盎然。其实只要心志开阔，有对万事万物浓厚的兴趣，读“闲书”也会很有用，读“有用的书”也可以不离性情。马克思的文字汪洋恣肆，恩格斯平实深厚，列宁神采飞扬，他们的理论都是可击节浮白的好文章。
我还记得上初二时读《列宁选集》欣喜若狂的心情，列宁那种再三下定语的句式，那种极而言之的语气，那种斩钉截铁的设论，都使我羡赞不已。当时是在油灯下朗读列宁的文章，觉得这样的大好文章不朗读不足以表达热爱的心情。后来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论课，读到“元气淋漓”这个词，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了列宁的文章。
马克思的文章洋溢着一个伟大“先知”的豪迈，他的思辨与逻辑更血肉饱满。我其实特别喜欢封面是黑底红字的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版本的译笔很放得开，译得情采跳跃，我觉得是深得马克思的笔意。我把这套书放在书房门口的书架上，有时进书房随手抽一本来到书桌前，随便翻开读上几页，都会多有新得，感到莫大的满足。这套老书翻开来纸色黯淡，也觉格外亲切。
我曾向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建议，修改马恩著作的译文可否设定“能不改就不改”的原则，特别是对大家耳熟能详、出口可诵的语句，如果不是意思真错了，最好是不要改，可此可彼的译文最好是仍旧，不要轻作无谓的字词改动。改动那些早已入脑人心的警句真是让人痛惜，经典的严肃性、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稳定性。而且最好要特别注意保留马克思的文采、文气，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不应是放在图书馆备查的文献，而应是在人间流布的火种，有文方可行远。我作此建议的心情特别强烈。
中国的古书读来则很有亲近感。古书既是母语，也是“语母”：今天用的字能在古书中找到真切的出处，有时意思略同而又有微妙出入，一下子增加了对这个字的理解，有悠然心会之喜，这个字以后再看见也有了新的色彩。写文章时会不自觉地化用一个字词的古义，让现代汉语的文章中透出些异样的气氛，感到很自得，也算是对古人.种新的发扬吧。
古书中的字词有时特别入骨，状述一个情景、一种情态特别贴切、准确，让人怦然心惊，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用词则常常涣散无力，达意而已，说不上传神。重温古人遣词让我们对母语有新的觉悟，于现代生活的匆忙中体会到古人的细察深思，也意识到我们守护语言的责任，应该经常淬火保持字词的锋利。
读古书也是件轻松的事。古代的经史也不是高头讲章，多是故事，很好读。《论语》是一部回忆录，有情节，有场面，生动得很，所以孔子的话就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人心里去。学生记孔子言行也不搞“三突出”，很家常，仿佛是无心记下的见闻，一时不是很高大的形象也都不省略。“子见南子，子路不悦”，估计是嘀咕了一些难听的话，孔子脸上就挂不住了，赌咒发誓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否则“天厌之”。
这一个细节就让我感到《论语》是可信的，对孔子那些听来调子很高的夸奖大概也是写实的。《论语》笔调，平和自然，悠哉悠哉，一读就读进去了，两千多年之后也好像是在从夫子游，变成了他的学生。我是当年批林批孔时开始读《论语》的，那时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从这样的本子入门肯定不会有对孔子的神化问题。惟其不神化才更能得其真义，才更能秉持素心体会其价值。那时都称孔子为“孔老二”；现在平心而论，“孔老二”虽然不敬但也不恶，不像称林彪为“林贼”那样狠，也使圣人有了些烟火气，不隔膜。
《论语》还有个好处是一条一条地不连贯，这样随手翻开就能读下去，没有非得正襟危坐的压力。《孟子》可以说是一部游记，写孟子到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当然主要是说了什么话、怎么说的。孟子说话很冲，滔滔不绝，是用食指点着人说话的样子，语调昂扬。他把一套道理说得很完整，算是有点理论性了，但因为语气充沛也不觉得枯燥。
孔子对学生说话也大都和颜悦色，孟子对国王说话却经常疾言厉色，显得很可爱。孟子周游可以说是谋职也可以说是跑官，拔高点说是为了“行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有求于人，他却仍然用这样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语气，可见他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真的。《孟子》有青春气，少年时代读有同怀之感，现在读则有对少年的羡叹。本应是古人为老，我辈为少，但有时情景恰恰反转过来；从古人处汲取得少年精神，也是读古书的一种奇缘。
虽说经史难分，但读史还是有读论孟所难有的体验。中国古史记载的多是货真价实的帝王将相，他们其实与孔、孟这样总是候补的士大夫看问题角度有别，行事也不同。史书记载的事更真实、更残酷无情，更反映惨淡的人生，也更能反映惨淡人生中的英雄与圣贤，是实践着的善恶，比单纯口说心怀的善恶更结实。大学时代读《通鉴纪事本末》，常感觉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事件往往是沉痛的悲剧，事件的展开又环环相扣、密实压抑，真有“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慨伤。
后来读《资治通鉴》本文就缓和了不少，一个大事件中又夹杂着许多不甚相关的小事情，可以冲淡一些，换换心情。今天说起“案例教学”我总想起《资治通鉴》，每一页都是大大小小的案例，一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事人是什么态度，是怎样应对的，结果如何，都很完整，作政治训练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我有时想这书取名叫“鉴”，比作镜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以史为鉴”是老生常谈，但真正细想起来还是感叹比喻得真是好。
读史难免是把自己放到里边的，读到险恶而内心悸栗，读到忠直而肃然起敬，参照之下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情，非“鉴”而何。纪传体史书要更活泼一些，不是以国家而是以个人为传主，有个人的命运，有更丰富的喜怒哀乐，更鲜明的面容。
读史决不仅仅是学得经验，还增进对世界的理解，增进觉悟。说读史是修身一途，也不仅仅是指阅读中内心激浊扬清的是非判别，还指的是心智与境界的扩展。把世代沧桑、万千人物装在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象。高亨写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或许只有“掌上千秋史”，胸中才能有百万兵。
日常读史会感到心胸开阔，放眼一千年、两千年的历史，不禁豁然开朗，身边的些小恩怨还算得了什么。读史也加深我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了解，祖国每一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关系我心。自将磨洗认前朝，牧童拾得旧刀枪，茂密庄稼、新起楼群下的土地曾经历无数故事，步行走过生出无限的珍惜之情。我们今天还在延续祖国的历史，我们就是古人预言和期待中的人物，在履践并修正着从前的因果，我们要在今天的四海风云中把祖国引向光明。
古人说“右史”“左图”，其实不仅仅历史，所有的学问都与地理相关。读地理著作别有喜悦，“游记”、“风土记”、“岁时记”，但看书名就让人心驰神往。《徐霞客游记》我有两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社的增订本，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民国时期丁文江编本，都字大行疏，无事读来特别休闲，徐霞客笔下的山川古道、桃花杨柳，仿佛就在我眼前伸展。地方史志也可以看做是地理文献，出差到陌生地方，夜晚在旅馆的灯下读当地的志书，挥笔圈点，也觉得乐莫大焉。
关于精神
李书磊
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惟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愁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典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及人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痴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惟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而有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断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
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竟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无论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情的平和，都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也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地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情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然而，到了今天，我在这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活下去，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逝的时候我突然对青春有了一种强烈的留恋，突然生出一种要抓住青春、抓住生活的强烈冲动，我不要感伤带我去唤醒那占有的欲望，不要达观但要保持那种顽强的力量。我发现我内心真正向往的乃是那种反抗人生缺憾的英雄情怀，那种对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我想起了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也是一种感伤吗？这是英雄的感伤，这是苍凉。这也是对人类命运的屈服，但这是竭尽人力之后的屈服。这种屈服中包含着人类不可折辱的尊严。我从中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我想我要记下并且记住这壮年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