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9日，任正非签发了一封华为总裁办电子邮件“《<中国机长>观后感》网友跟帖”里，有一段任正非的按语：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我们要学习衡水中学，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可以改变适应这种环境的胜利办法。我们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不能动摇，不要过度消费国内客户及民众对我们的同情与支持，只能以更优质的服务报答他们。
两个多月前，任正非在《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的讲话，也提到衡水中学：
“CBG（华为消费者业务）是接入系统，灵活机动，多样化的接入，西方不亮东方亮，不需要面面俱到。要像衡水中学一样，我们改变不了外界环境，我们可以改变适应外部环境的胜利方式。”
这首先引发了衡水中学所在的河北省一位高中老师的强烈反对，他指出：“适应环境的方式有很多种，衡水中学不是适应环境，而是在破坏环境。”
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打仗的能手，让一支刚到达延安才8000人的中央红军，13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外历史上都罕见。然而，毛泽东搞经济却一塌糊涂，酿成了三年经济困难，饿死了上千万人。这说明，打仗的行家里手，未必是搞经济的行家里手。
同样道理，搞企业的行家里手，谈论教育就可能出了问题。向来低调的任正非，这回谈到教育就当了一回“大嘴巴”，连很多基本事实还没搞清楚。
一、“衡中”的成功并不是教育模式的成功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决定成绩最根本的因素是智商，可我们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面对这一事实，就在于如果承认了这一事实，就等于放弃了希望。
家长就会把所有的期望放在了孩子的学习态度上，但这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如果自己的孩子天生就不可能是笨蛋，为什么孩子天生就不可能不努力呢？
所谓名校首先在中考录取筛中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衡中之所以能吸引更多高智商的孩子来学习，首先满足了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家长认为，努力才是成绩好的关键，自己没有能力向孩子施加压力，“衡中模式”就深深地吸引了家长。
深圳中学在深圳向来以不那么应试教育闻名的，但在录取分数线上，并不是深圳最高的。比深圳中学录取分数线更高的学校，是应试教育更加严重的学校，这也给深圳中学很大压力，不敢在反应试教育上走得太远。
即使从应试教育的角度，衡量学校优秀程度，应该拿高考成绩和中考成绩的比值来衡量。然而，全国没有一所名校敢用这种方式的来证明自己优秀的！
二、“衡中”并未发挥出孩子的充分潜能
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了埃及金字塔后，石破惊天地说：金字塔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建造的，这一结论曾被当成笑谈。
443年后的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金字塔确实是由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为什么布克会先知先觉？
1536年，布克因反对罗马教廷被捕。在监狱里，他还是被安排做钟表。可怎么也做不出每天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来，而之前可以轻易做到误差低于1/100秒，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原因。直到出狱后，布克又能做出原有质量的钟表后才意识到：钟表匠不可能在不满和愤懑中圆满完成1200道工序；在对抗和憎恨中精确地磨锉出254个零件。
衡水中学素有“衡水第二监狱”的“美誉”，这绝非是戏称，看了下面这张照片就知道，其实连监狱都不如。为什么会如何夸张地设置防护网？是为了孩子防止自杀。
究竟是摧残了人才，还是造就了人才，其实比较一下同样中考分数的孩子，高考录取率和成材率就知道了。显然，趋之若鹜的家长不会关心这个。

三、“衡中”跟华为并不是一回事
任正非把华为的境遇跟“衡中”比，显然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华为的员工对华为有选择权，华为任何的管理措施如果出现过度离谱的现象，就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华为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动，并不都是因为能力不够流动的，还有大量接受不了华为管理的人。
民主和专制是两种治理模式，企业管理更偏重于专制模式，这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但也带来了不公平、剥夺人权的问题。华为作为企业，首先只考虑企业利益，不需要考虑社会责任，这无可厚非，因为华为的社会责任已经通过社会机制实现。由于社会存在职业的自由选择，在高端人才流失的压力下，遏制了华为走向法西斯化。
但“衡中”的情况完全不同，进入衡中，不是孩子的选择，而是家长的选择。“衡中”所创造的优秀，掺杂了大量的水分，并没有在可比较中取得广大家长的普遍认可优势，这跟华为产生的美誉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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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解决烦恼的归宿：用管大人的办法管孩子，不必再苦苦寻找育儿方法，不对道理负责，只对结果负责，我们必将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