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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三重困境:欧元、难民与英国脱欧

阅读量：3712098 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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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危机、欧洲难民与英国脱欧，近几年这三个事件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自行消缓，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相互作用，为欧洲一体化过程形成更大的威胁。
欧元危机
作为一个制度设计的产物，欧元曾经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发明，欧元也被寄予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厚望。而成立之初，欧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例如，促进了欧元区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欧元本身诞生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注定了其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9年统一货币的欧元区建立。依据“三元悖论”，一国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的三项选择中，最多只能选择其中两项。欧元区作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首次实践，选择了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组合，实现了区内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加深了区内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
然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内部的缺陷，本质上是一场“欧元危机”。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共同货币区的形成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而在欧元成立之初，关于“欧盟到底是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曾有过激烈的争论。1992年62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欧洲货币联盟—对欧洲决定性的考验》，认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会将欧洲推向“危险的境地”，指出欧盟并不具备引入共同货币的条件，指出了欧元诞生存在的缺陷。因此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可以从欧元本身的缺陷来考察。理论上，最优货币区必须满足工资价格具有弹性、财政转移具有高度流动性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三个基本条件，这也是减少货币政策不对称冲击的三大保障机制。然而，欧元区正是缺乏这样的机制安排—有效的工资协商机制和统一协调的财政政策体系。
欧元形成之初缺乏危机的处理救助机制。当欧元出现问题的时候，欧洲联盟并没有为欧元设定一个有效的问题救助机制，问题国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最后一个关于欧元的问题就是欧元的破产退出机制。当问题国家的困境得不到解决时，不能通过退出来解决问题。
诱发欧元下跌的部分原因是希腊债务危机，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常现象是，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不仅未能阻止欧元的下跌，反而加速了其贬值进程。这是因为救助方案要求债务危机国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这一苛刻条件通常会引起需求的下降，进而增加欧元区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正是鉴于这一可能性，在救助方案出台后，市场延续和强化了看空欧元的投资判断，一些对冲基金甚至加大了买空欧元的力度，受此影响，欧元贬值出现了加速的趋势。
欧元危机的直接诱因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之所以从欧元区拉开序幕是因为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助长了主权债务的恶性膨胀。就制度特点来看，欧元区的优势是:统一货币消除了汇率变动风险和汇率交易成本，从而为区域内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移动提供了便利。其缺陷是:在实行统一货币后，欧元区国家无法动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进行经济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国家不得不完全依靠财政手段应对经济衰退，这一现状加大了成员国的财政负担。加之，欧元区经济缺乏财政协调和合作机制，这一状况也削弱了个别国家对付金融危机的能力。另外，欧元区国家普遍奉行高工资和高福利政策，这一传统政策取向助长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这是债务危机最早出现在欧元区的主要原因。
难民危机
近年来，欧洲难民涌入规模较为庞大庞大，可以称得上是二战以来之最，仅2015年一年向欧洲申请庇护的人数就达到了115万难民主体不再局限于欧洲内部难民的流动，而是来自于欧洲之外的亚非民族，其中穆斯林又占了大多数，这使得这一难民群体同时具备了鲜明的伊斯兰特征。难民潮由于受信息指引而使得流向趋于集中，最终造成难民申请分布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极不平衡。
难民危机对欧洲一体化的冲击，最先也是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对以《都柏林公约》为核心的共同避难政策的冲击。《都柏林公约》的关键在于，避难者只能在入境欧盟的第一个成员国寻求庇护，而这个成员国也就必须承担起相应责任，但往往意大利、希腊等“边境国家”并不是难民的最终目的地，而这些国家也无力承受如此大规模的难民涌入，于是它们干脆放弃履行《都柏林公约》所规定的第一责任国的义务，并放任难民通过边境，由此从根源上动摇了以《都柏林公约》为核心的共同避难政策。
难民涌入为各成员国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除了加深不同发展程度成员国之间的裂痕之外，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欧元为例，难民的大规模涌入大幅度增加了欧洲各国的财政支出，而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本身就背负着大额债务，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大量财政支出无疑会加剧其所面对的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加剧将会进一步挑战欧元区的整体性与稳定性，并使欧元出现持续走软现象。随着诸多不利因素的强化，欧元的前景变得更为不乐观。
欧洲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社会，一直存在着对于“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此次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的涌入，无疑会加剧这种担忧。穆斯林移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难以与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融合，由此产生的冲突与社会问题不断加剧。正是因为对“伊斯兰化”的担忧以及与穆斯林群体的冲突不断加剧，欧洲社会开始不断涌现出民粹、排外、反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声浪，并逐渐演变为疑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极右翼政党在各个成员国的崛起。这些政党无一例外打着反对难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旗号，并借着难民涌入为欧洲带来的负面影响获得大量选票支持。其影响力的迅速发展无疑壮大了来自欧盟国家内部脱离欧盟的实际力量，并加深了各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分化，欧盟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欧盟成员国的“离心力”进一步扩大。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难民危机的影响，难民涌入欧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英国民众的脱欧意愿增大，最终支持脱欧的公民达到了51.9%。英国成为自欧盟成立以来第一个申请退出的国家，对欧洲一体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脱欧危机
一直以来，英国的劳工比例在欧盟内的占比不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英国人因薪酬过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排挤，他们的工作机会被工资要求较低的劳工夺走。与之相应的，东欧的很多廉价劳工涌入英国，占据了英国人的工作岗位，因此引起了英国人的强烈不满，排斥经济一体化的思潮不断高涨。最终导致英国进入公投进程。
最初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决定进行这次全民脱欧公投的目的是为了平息国内脱欧的浪潮，并向欧盟施加压力，让欧盟让步。卡梅伦党内以及其内阁中很多人在媒体中发表另类言论也一定程度上煽动了民众的脱欧情绪，为公投出现卡梅伦始料不及的结果埋下的伏笔。
英国脱欧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于欧盟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英国脱欧不仅大大削弱了欧盟的实力、影响力，改变了欧盟内部的力量平衡，还会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上影响到与英国关系密切的中东欧成员，影响到国际格局。对于英国而言，失去欧盟成员国的资格，英国难以依托欧盟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将大打折扣。公投过后，英国内政、英欧关系以及欧盟的未来发展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最后会发展成怎样的事态，英国脱欧都将成为欧洲一体化乃至国际政治历史上的转折性事件。
英国脱欧使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伙伴，对依然困于低潮甚至停滞状态的欧洲一体化合作无疑是雪上加霜。在经济上，英国脱欧可能延缓欧盟自由贸易和单一市场的推进，给英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对外贸易、金融监管和国际资本流动机制等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欧债危机影响未尽、经济复苏依然低迷的形势下，这些不确定性将使欧盟经济发展更加缺乏稳定，削弱欧盟的经济实力。脱欧的"负面示范"效应也必将不断发酵外溢，使原本并不稳固的成员国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欧盟经济一体化面临停滞乃至倒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