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4日，来自麻省理工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班纳吉和杜芙若是夫妻并且杜芙若是班纳吉的学生）以及来自哈佛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由于在贫困国家的“实地考察研究”上贡献突出而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意味着，艾丝特·杜芙若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也是近50年来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第一位是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Action]——译注）。这几位诺奖得主做了什么研究呢？例如，他们将中国儿童分为两组，一组是配备眼镜的实验组，另一组是没有眼镜的对照组。他们对两组儿童做了无数次的实验，进而研究戴眼镜在提升儿童阅读水平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
经济学随机对照实验就好像医学界的“金标准（goldstandard）”，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经济学家们发现戴眼镜的儿童在阅读方面的能力更优秀，他们就会建议政府推行一个强制近视儿童戴眼镜的政策。就好像医生根据以往的大量诊断，建议患有心脏病的你每天只能服用一颗儿童版阿司匹林。是否要给儿童发放眼镜，是否要给人们发放蚊帐（give people mosquito nets指的是几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内容。他们根据大量实验证实是否应该通过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译注）。他们就像经济学界的医生那样不停地给人们开处方。有了他们的科学药方，全球贫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一切看似合情合理。
但事实远非如此。上文提到的眼镜实验可不是我瞎说的。诺奖得主的三位支持者格莱维、帕克和赵（Paul Glewwe, Albert Park and Meng Zhao——译注）曾在2012年发表文章，声称自己对19000名近视学生进行了实验并得出了理想的结果。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他们让其中的几千名学生佩戴单价2美金的眼镜，而剩下的几千名学生则不佩戴眼镜。
2016年，史蒂芬·T·兹里克（StephenT. Ziliak）和爱德华·R·蒂瑟-波斯达斯（Edward R. Teather-Posadas）重新研究了他们的实验，发现他们在数据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其他的诺奖得主如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以及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都对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技术手段表示极度的担忧。他们最担心的是经济学家仅仅根据一个地区性的实验结果向政府呼吁全国性的政策。科学哲学家南希·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认为，类似的教育学实验一直在误人子弟。
兹里克和蒂瑟-波斯达斯认为，他们得出的那些结论有时根本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现场实验就能了解。我们都知道不戴眼镜的近视儿童连字母表都看不清楚，怎么可能在阅读能力上优于戴眼镜的儿童呢？这些实验其实相当愚蠢。就好像所有人都知道降落伞能保护高空坠落的人，但实验经济学家们偏要用所谓的实验来证实一下。10个人带着降落伞，另外10个人不带降落伞，把20个人从5000英尺高的飞机上丢下去，最终就能证明降落伞的确能起到保护作用。
兹里克和蒂瑟-波斯达斯认为很多实验不只是愚蠢那么简单，有时完全是不道德的。例如美国卫生部的科学家在早已确定青霉素（盘尼西林penicillin）能够医治梅毒的情况下，故意不给黑人梅毒患者用药，以达到他们实验检验的目的。这就是持续了长达40年的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1931-1971）。
而现在的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就像卫生部的科学家一样，他们已经脱离了经济学家真正的角色。他们不应该试图掌控人们的生活。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向政府进言献策，欺骗、诱导（代表人物是2017年诺奖得主理查德·H·泰勒——译注）甚至强制性地让所有人都按照他们认为最优的方式行动。听上去不错吧，这就好像你母亲用对付2岁的你的手段，继续对付21岁的你。实验经济学家蔑视人的自由选择。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都在犯这样的错误。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同样批评“现场实验”，并认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依靠的是自由，而不是依靠少数国家精英精心设计却难以奏效的强制政策。
为什么伊斯特利和我都认为自由能解决贫困问题？1991年印度人民放弃甘地（指的是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削减政府控制，鼓励私有产业发展——译注），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1868年日本人放弃德川幕府（指的是日本的民治维新改革——译注），以及1776年亚当·斯密带着《国富论》给重商主义等限制自由的思想给予重创之后，人们变得富裕了，他们的财富增长了近3000%！
真正的经济学追求的不应该是花哨的研究方法，而是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遵守经济学的道德规范。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恰恰是那些虚假的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怀疑“挑战者号”的失事与密封圈在极低温下硬化和破裂有关。在公开调查会议现场，他将一个橡皮密封圈浸入冰水中，在所有人的目睹下证明了低温环境下的橡皮密封圈会逐渐失去弹性并最终破裂。（费曼冰水实验的结论受到NASA高层以及美国政府的打压，但他毫不妥协，并留下名言“对于成功的技术，事实必须高于公关，人们永远不可能愚弄自然现象”。此时的费曼已是68岁高龄。——译者注）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发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之后，耗尽毕生精力研究好人为什么会变成坏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应如此。（本文由屠禹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