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身处什么年代，战争带来的都有无尽的伤害，尤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灾难更是毁灭性的。不仅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会被战争搅得天翻地覆，而且家庭也会因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夫离子散”。造成这样灾难的国家，便是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曾经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有过长达十多年的战争，在战争中我们伤亡惨重，因此，也使得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在情感上有着难以磨灭的恨意，尤为深刻的是那些老一辈、亲身经历过战乱的人，他们对日本人的痛恨是深入骨髓的，是永世难忘的。

但是，我们的教化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并非得理不饶人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就讲究以德报怨，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虽说国民的心中对于日本人的仇恨没有消失，但没有什么“血债血偿”的想法，更不至于有什么报复的想法。甚至，有一些淳朴善良的中国人民主动放下恨意，帮助和保护被迫参战的日本军人。河南省南召县太庙镇梁沟村农民孙邦俊一家照顾日本伤兵石田东四郎便是其中一个感人的例子。
那是1946年的秋天，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中国大地正处在大战后的平静，河南省南召县梁沟村村民孙邦俊也不例外。一天，他照例外出赶集售卖自家山货，在途中他和妻子发现路边有一个行为举止古怪的乞丐，此人衣衫褴褛，不停地用手比划着向行人讨要食物，行为遮遮掩掩、动作畏畏缩缩，心地善良的孙邦俊停下地排车（河南、山东一带独有的木制双轮车），上前问候，艰难的手语沟通后，孙邦俊得知他不是中国人，而是当年日军战败后遗留在华的伤兵。平心而论，孙邦俊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痛恨日本侵略者，然而，此时此刻，眼前人怎么看也只是一个可怜的流浪人，丝毫难以与凶神恶煞的日本侵略者联系起来。

动了恻隐之心的孙邦俊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拿出两个窝窝头递给眼前这个日本伤兵，但他未曾想过，这一善意的举动将给他带来福还是祸。吃完窝窝头的伤兵一直跟在夫妇俩后面不肯离去，热心肠的孙邦俊和妻子一商量，决定留下这个“可怜又可恶”的伤兵，让他跟着自己去赶集，随后又带他回家。在孙邦俊夫妻几个月的悉心照料下，日本伤兵的逐渐康复，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一住就是47年。
原来，在日本的军队中，由于兵员不足，因此战争期间不少大学生被迫入伍，而石田东四郎便是其中一人。他原本是日本东京农业学院的学生，1937年被迫参加二战来到了中国，因为他忍受不了日本军方的残忍行径，遂做了逃兵。但是，二战结束时，石田东四郎因为伤病，没能和回日本的大部队汇合，因而被遗弃在了中国。

在此期间，村民们得知孙邦俊收留了一个日本伤兵，难以理解，更不愿接受，经常有不少人谩骂、围堵、驱赶这个日本兵，见辱骂无果，他们就将怨恨强加到孙邦俊身上，说他是汉奸，没安好心。孙邦俊夫妻俩不断向乡亲们解释说，不少的日本兵是被迫参加侵华战争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受害者，村民看日本伤兵老实本分，从不惹是生非，慢慢地，善良的乡亲们也就接受了他。有时候，孙邦俊家青黄不接时，还有不少人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尤其是大饥荒时期，而且，镇政府还破天荒给日本伤兵上了户口。

不过，几乎没人留意到，收留日本伤兵给孙家带来了不少困难——日本伤兵被孙家收留后，孙邦俊夫妇日夜耐心照理伤兵，八个月后，伤兵的偏瘫得以治愈，但是孙家却因此欠下一大笔外债。
日本伤兵之所以会被留在中国，是因为其患有偏瘫，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完全就是被日军所抛弃的。后来，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考上县师范学校，因为家中有日本人居住，被认定“政治上不可靠”，从而被取消入学资格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爆发之时，村里许多邻居不幸饿死，日本伤兵却依靠孙家辛苦挖来的野菜艰难而又幸运地存活下来。孙家这一照料便是47年，日本伤兵也成为了孙家的“亲人”。

改革开放后，孙保杰和妻子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言，帮助“老憨叔”寻找亲人，决定将相关事宜和材料公之于众，以便寻求他人的帮助。1991年，日本博州中日友好代表团访问南阳，孙保杰在政府与志愿者的帮助下，与日本代表团取得了联系，说明缘由后，日本代表团就邀请孙保杰与”老憨叔“一起到南阳面见，在这里，”老憨叔“遇到了他当年的战友津田，后者也认定”老憨叔“就是当年失踪的石田东四郎。

孙家两代人照料日本伤兵的故事传回日本国内后，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震动。石田东四郎回乡拜祭时，表达了对孙家人的诚挚感谢，还号召日本增田町与中国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镇两地缔结友好关系。此外，增田町也向南阳当地捐款600万日元，用以建立友好植物园与友好学校等，以期中日友好交流沟通。日本在近代侵略中国罪不可恕，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日本兵都是十恶不赦之人，起码石田东四郎也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他的报答方式让人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