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因性侵未成年人入狱、随后又在狱中离奇死亡的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引发了学术圈的“大地震”。
爱泼斯坦死后，曾接受他捐款的机构和个人纷纷出面道歉或引咎辞职。
有人批评他们让爱泼斯坦用钱买到了名声，但也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要求机构和学者审查每笔资金来源是不是不太现实？甚至退一步说，不管钱怎么来的，能推动科学进步不是很好吗？
图片来源：Pixabay
想象一下，有一位亿万富翁，忠贞不渝地热爱着科学，也同样热爱年轻女孩发生性关系。这位亿万富翁是个名人，他还跟许多名人有关系，这些人中不少都了解他的癖好——他们也必须了解，不是么？
但是他们对此视而不见。最终，这位亿万富翁的名字和各种公益事业联系在了一起，直到他因性犯罪身陷囹圄又可疑身亡之后，真相才逐渐公之于众。
我要明确一点——说的不是他：刚才这段描述完全适用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这个金融家、性犯罪者和幼童强奸犯，他与 TED 名人堂上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保持长达几十年的个人和财务关系，最终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爱泼斯坦于今年八月初在监狱中自杀身亡，但我说的真不是他。
我刚才说的其实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飞行家、电影制片人、商业巨头、溜须拍马的家伙，以及真正重要的头衔——慈善家。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如今估值 200 亿美元，拥有 2000 多名雇员，仅 2018 年一年就给出了高达 5.62 亿美金的经费，用于生物医学研究——这笔经费非常诱人，竞争也十分激烈。
在 20 世纪中叶，休斯还是名市场掠夺者，而如今门口挂着其大名的研究机构已是全球最富盛名、最强大、拯救无数生命的科学创新资助机构。没有一名科学家会拒绝来自 HHMI 的经费资助，想都没想过。
霍华德·休斯（1905-1976）。图片来源：Wikipedia
爱泼斯坦丑闻
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联系的研究机构如今同样富有声望、基金充足。金钱导致腐败，而爱泼斯坦的版本额则讲述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将慈善捐赠（尤其是“私人捐赠”）转化成学术研究的整套体系简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即使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基金会内部态度谨慎，即使爱泼斯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丑闻可能只是个别例外，这套体系从本质上就是洗黑钱的漂白池，其资金来源和使用目的通常都不清不楚，或者被小心掩盖。但这些研究机构确实需要钱，至少也想要钱。
大部分捐赠者想要帮助世界。一些人还希望能留下名声。大部分研究机构的目的也是相同的。但这些愿望还是踩进了道德的雷区。
八月中旬，MIT 媒体研究院主任伊藤穰一（Joichi Ito）为接受爱泼斯坦对实验室以及个人项目的资金援助而公开道歉。两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出于不满而辞职。
《纽约客》的一篇文章还披露，伊藤的实际财务关系要比他公开承认的更加错综复杂，更多的金钱几经易手，伊藤绞尽脑汁，试图隐瞒爱泼斯坦的投资参与；而实验研究人员则担心，这是个每年耗资 7500 万美元、致力于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更洁净、更健康、更公平、更具生产力”的智囊团，而爱泼斯坦竟然能够把他的性侵受害者们带到总部会议上。在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伊藤也辞职了。
伊藤穰一 | 图片来源：https://innovation.mit.edu
MIT 校长 L·拉斐尔·莱夫（L.Rafael Reif）也公开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举了对所有事件调查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令人瞠目结舌，其中甚至还包括一封信，信中感谢了爱泼斯坦在 2012 年给 MIT 物理学家塞斯·劳埃德（Seth Lloyd）的一笔捐赠，当时距离爱泼斯坦被定罪已经过了四年。
“我显然在 2012 年 8 月 16 日签署了这封信，大概在我就任校长后的六周之内。虽然我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但信上确实有我的签名，”莱夫写道。学校管理层不仅知道爱泼斯坦的多次捐赠，而且“昨晚我们共享的信息还表明，爱泼斯坦的‘礼物’不止一次经过 MIT 高层团队会议的讨论，我本人也在场。”
晚些时候，哈佛校长白乐瑞（Lawrence Bacow）写了一封公开信，承认爱泼斯坦曾给哈佛捐赠 650 万美元以启动演化动力学项目（Program for Evolutionary Dynamics），还有他在哈佛设置的奖学金，以及他定罪之前给出的价值 240 万美元的“其他捐赠”。
哈佛将会捐出剩余的捐款共计 18.6 万美元，捐给援助人口贩卖和性侵受害者的团体。
白乐瑞写道，其余的钱已经花掉了。“爱泼斯坦的行为，不仅针对哈佛，也对其他学校机构，就如何审查并接受潜在的捐赠者提出了严峻的问题。”
这道歉里虽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也带了点“你也有错”的意味。
MIT 的钱都从哪来
亿万富翁的钱似乎总是不干不净。
MIT 媒体实验室的大楼距离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和科赫生物楼仅步行几分钟的路程。正如 MIT 科学写作教授塞斯·姆努金（Seth Mnookin）所言，这两座楼以近期逝世的大卫·科赫（David Koch）命名。大卫和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pher Koch）一起资助了否认气候变化行动的政治势力。
不道德？当然了，简直是灭霸级别的不道德。但是这也不违法。科赫是 MIT 的校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一个聪明得体的家伙；然而他的行动破坏了地球，他还阻挠 LGBTQ 群体争取权益。
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大楼。图片来源：Wikipedia
再加一个 MIT 的故事吧。
如果史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hwarzman）给他们捐 3.5 亿美元，要求在计算机学院挂上自己的大名，这又该怎么说？
施瓦兹曼是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的老总，2015 年给耶鲁捐了 1.5 亿美元，但是在 MIT 这里碰了钉子，因为他与特朗普总统的关系、以及集团和沙特皇室的联系，尤其是他们还涉嫌谋杀记者贾迈尔·卡舒吉（Jama Khashoggi）。其中没有什么违法的事，对吧？
博物馆背后的家族企业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别处。
如果你是博物馆爱好者，那么你很可能去过一两个萨克勒展厅。今年萨科勒家族因为阿片类成瘾药物的滥用饱受抨击（应该的），这些药物中一部分诞生于他们的家族企业普渡制药。
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爆发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英国国家肖像馆都声明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资助，随后迫于压力，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也表了态。
做得好，不过古根海姆家族在 20 世纪初发迹，通过污染环境的铅矿和铜矿积累了财富，随后他们转战智利，开发用于肥料和炸药的硝酸盐矿。好好享受博物馆之旅！
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Wikipedia
再看看迈克尔·米尔肯基金会（Michael Milken Foundation）。
20 世纪 80 年代，米尔肯协助发明了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随后因为证券和税务欺诈锒铛入狱，蹲了大约两年牢，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知名的慈善家，致力于支持癌症治疗。
“如今能够获得米尔肯基金会的资助简直是让人引以为豪的事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慈善学院（ Lilly Family School of Philanthropy）院长、名誉创始人基恩?坦普尔（Gene Tempel）讲到，“当然，他曾犯过罪。非常明显。”（嗯……该学院的赞助者经营家族企业礼来公司，该企业研发了抗抑郁药物“百忧解”。）
这样的故事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
超级富豪们努力给自己脸上贴金，过去人们称这些手段为洗黑钱；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那么就不会有卡内基图书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人中至少有一个是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还有一个是性侵犯。
但是直到今日，获得福特基金会或者 HHMI 的经费仍然证明你的研究对美国的艺术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价值。
收钱还是不收？
源头上可能具有法律或者道德问题的金钱捐助，用当今世界的话来讲，就是“脏钱”。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则来处理这样的资金，在研究机构之间和内部都是如此。
“大部分研究机构将会出台相关政策，确保他们的研究不受到外界影响的污染。这条政策在学术研究中设立了相当高的标准，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科学发现真实可信。”坦普尔说。
但是这甚至还不算最大的问题：“如果你收了钱，那么你就将研究所和一个价值体系可能和机构不一致的人联系到了一起，那么这就侵犯了研究机构的诚信度。”
要想摆脱这些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答案还是金钱。
在美国，政府应该支付科研费用这一观念的历史甚至还不到一百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但是到 2018 年，美国联邦研发预算达到了 1768 亿美元，甚至比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的身价还高，这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如此，这笔钱仍然赶不上新的科学家进入科研领域、寻求经费资助的脚步。“软性金钱”和完全由经费赞助的工作带来的压力往往相当巨大，以这种方式被赞助的个人如果不努力筹集经费就会失业。
“大学机构试图与他们获得的所有经费资助保持距离，但是实际上一旦接触到了，他们就开始牺牲自己的道德准则。”艾伦·霍瓦斯（Aaron Horvath）说，他是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也是斯坦福慈善和公民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Philanthropy and Civil Society）的成员。
（你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这家中心本身就有三位马克-劳拉·安德森联合系主任。这一职位得名于硅谷著名的投资家安德森·霍洛沃兹和他的妻子劳拉，而劳拉拥有数十亿家族资产，她本人也是这一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
脏钱能用来做好事吗？
脏钱也许不一定会导致恶的科学。
明智的捐助人和受助人能够相互配合，保证捐助人在资金使用方面没有发言权。许多研究人员甚至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些名字挂在自己工作大楼上的人。但慷慨的捐助人总会改变研究方向，无论这种变化是好是坏。
例如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或者陈-扎克伯格基金会（前者关注疾病领域，而后者关注教育领域），超级资助者们提供的大笔金钱的确实改变了整个研究领域的平衡。
确实，科学哲学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按照定义，不道德的研究环境从来不会产生好结果。
如果你的实验没有得到人类被试的知情同意，那么你的数据就是垃圾；如果你没有妥善照料你的研究动物，你的数据就是垃圾；如果你性侵了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数据……好吧，如何对待这种垃圾教授发表的科学研究，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至于如何对待用垃圾富豪的钱做出来的科学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更难回答。在 MIT 科赫大楼中工作的人们正努力做出伟大的研究。
也许接受这笔钱显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收钱的是学校，不是研究人员。
事实上有一种论调说，不管这钱从哪儿来的，不收钱都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
“如果你能做出拯救生命的发现，或者提供奖学金呢？钱还有可能帮助研究机构的员工开展新项目呢。”坦普尔说，“无论怎样，如果拒绝了金钱，这些都不会发生。”在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中，甚至是“脏钱”都能让整体利益最大化。
如今这种理论也遇到了障碍，因为 MIT 媒体实验室似乎从来没做出什么成果。
实际上，一旦有人试图使用某种方式进行评估，这个理论就站不住脚。到底什么算是善？善又该如何传播？也许这些问题得留给哲学家来回答。
对于需要纳税和回答记者提问的研究机构，功利主义规则倒是给出了一条更加简单的出路。或者说义务论（deontology）——看在老天的份上，做正确的事情好了。
MIT 已经承认违背了自己的政策，现在大家都明白让潜在的捐助者上“无资格捐赠者”名单意味着什么。
即使研究机构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团队中的人们也明白其价值，能够据此审查可能的捐助者（或者有钱出高价聘用一个顾问来专门处理此事），这也无法限制个人实验室或者自由研究员的行动。
比如说，住在精英级医院中的有钱病人有时会直接给自己的医生开高额支票。这对医生作为研究人员的事业来说再好不过，但是也着实让他们所在机构头疼不已。那些个人捐助行为很少会附带其他间接的成本支出，比如设施或者人工费用，这就意味着研究人员有钱建实验室了，但是机构需要支付所有让实验室维持运转的费用。
当然，你能够理解为什么捐助者要这么做。
是的，他们当然想要推进自己关心的科学领域的进步。但是他们也想掌控明天，在历史学家揭示他们丑陋的真面目之前，赶紧把自己的人生故事铭刻在什么地方。
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不仅忘记了霍华德·休斯所有见不得人的事，而且我只知道他的名字缩写就是 HHMI 中的那两个 H。休斯的钱没能买来社会的集体失忆，但是他买到了集体失语。我们没有忘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却忘了他的真实面目。
这些挑战都不能让我们原谅从儿童强奸犯那里收钱，帮助其粉饰犯罪事实的做法。让这些事情发生的人都不应该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
但是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体系也需要修正。显然我们需要找到某种方程，帮助我们将支票上面零的数量和需要把美金洗干净的年数联系起来。
但是，除非资金来源披露和数据收集的要求发生变化，否则没人真正能算出方程中的常数。“就数据汇总的进展而言，情况很不妙。真的非常糟糕。这不是一个良好的体系，我很难去跟踪某人给某机构捐赠的所有记录，”霍瓦斯说。
提高捐款来源的透明度将有所帮助，但是如果没有人查处违规行为，那么哪怕得到了全世界所有的数据都没有意义。
“我做的的任何项目都必须经过学院审查委员会的科学伦理审核。但是我的经费来源没人审核。要是真审核了，我很有兴趣知道事情会怎样。”
但是到了那时，还有哪位捐助人会给这样的项目提供基金呢？
毫无疑问，无论捐赠者是真心想要推动世界进步，还是只想沽名钓誉，这些钱都会改变科学的发展方向。或许科学作为一个体系，它应该好好反思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来源|Wired 作者|Adam Rogers  翻译|阿金  审校|戚译引综合整理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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