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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综合南都周刊（nbweekly）作者 | 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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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大连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
警方表示，由于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于10月24日依法对该男孩进行收容教养。
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14周岁的刑责年龄划定，真的合适吗？（作者：吴钩）
2019年第一天，就看到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2018年12月31日晚18时许，湖南衡南县三塘镇发生一起凶杀案，两人死亡。杀人嫌犯正是死者的儿子、13岁男孩小罗。因为家庭琐事，此人将父母先后锤杀，然后逃跑。警方随后悬赏3万元征集抓捕线索，1月2日，逃逸的小凶手被抓获。
尽管凶徒已落网，但律师说，杀人者可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
这是短短一个月内湖南发生的第二起未成年人弑母事件！
2018年12月初，湖南益阳也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一名只有12岁的少年持刀杀死自己的母亲。由于未满14周岁，这名弑母的少年已经获释，准备回学校上学。尽管让弑母者回归校园之举引发了其他学生家长的恐慌，但警方的做法无可指摘，完全合乎法律，因为按现行《刑法》相关规定，14周岁以下为无责任能力年龄阶段，换言之，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犯罪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然而，恶少年残忍弑母却免受半点刑罚的事实，让许多人不管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因此，很多评论益阳弑母案的网友都认为，应该尽快修订《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提前。现在，衡南少年锤杀父母一案再次刺痛了人们的神经
我当然也希望14周岁的刑责年龄线降下来，调至12周岁乃至10周岁。原因有三：
第一，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的最低刑责年龄标准相比，中国现行《刑法》中的刑责年龄是偏见的。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建议，12周岁是最低刑责年龄的标准。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责年龄甚至比12周岁还要低，比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刑责年龄为8岁；英国将10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在新加坡，7周岁以下才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中国香港也是将未满7周岁确定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而按中国大陆现行《刑法》，14周岁以下就可以完全不负刑责。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犯罪已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曾发布过一份《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指出：“根据8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看，犯罪年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特点”。面对低龄化的犯罪趋势，还坚持将14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是不是已不合时宜？
第三，现代社会营养充足，少年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都要比从前早熟得多，比如衡南那个锤杀父母的少年人，个子应该高出他母亲一个头了，据说平日就经常殴打智力障碍的母亲，以致他父亲打工从不敢走远。那么，我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什么都不懂”、“年幼无知”吗？
不过，同时我又认为，至少在近期之内，修订《刑法》、修改刑责年龄的可能性并不大。2018年的《南方周末》年终特刊请人“预测”2019年可能会发生的十件事，其中一件是：会不会立法修改刑事责任年龄？我的回答就是：不会。
我判断的理由也有三：
第一，在法学界，“修改刑责年龄”并未形成多数共识，尽管有一部分法律工作者确实提出应降低刑责年龄，“从14周岁降低至12周岁”；但持反对意见者也很多，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宋英辉教授，就坚持反对降低刑责年龄，因为他认为，“光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有效控制犯罪，而且可能制造出更多严重犯罪行为”。
第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看到立法机关有修改刑责年龄方面的立法计划，甚至连“探风球”都未放出一个。虽然2016年“两会”期间，曾有一部分政协委员在讨论校园暴力伤害事件时，提议降低刑责年龄，但同年5月28日，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说，“单纯靠刑罚惩罚的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这一表态，暗示司法部门不会仓促修改刑责年龄。
第三，降低刑责年龄的立法，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纷争。2016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盟友曾推动通过一项法案，将刑责年龄从15岁降至9岁。法案的支持者认为，成年人刻意利用15岁以下少年来从事贩运毒品等犯罪行为，修法有利于堵住司法体系的漏洞。但菲律宾的新法案让人权团体深感不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对此表示关切。对于立法者来说，他们需要顾虑修法可能会带来的舆论压力与道义压力。因此，我预计中国不大可能会在2019年修订《刑法》，降低刑责年龄。
然而，2018年底湖南连续发生的两起少年弑母恶性案件，已经足够让人们思考一个问题：14周岁的刑责年龄划定，真的合适吗？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审议，不过...
2019年10月21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长期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研究”项目主持人任海涛介绍说，此次草案中，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的等级采取相应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因年龄原因不予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同时又缺乏跟进的矫治措施，导致很多未成年人一犯再犯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草案新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采取的八项过渡性教育矫治措施。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劣或者拒不配合、接受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规定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但是，对于目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门槛”问题，此次修订草案暂没有涉及。· 推荐两个法律实用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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