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选拔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公平，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选拔是一场全国性人才的选拔，想要建立好科举制度，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运行，中国历代政府都会投入大量的经费，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历经数千年后，已经相当成熟，清政府为之投入经费也是相当高。

在清政府还未面临危机之前，朝廷对科举经费的投入相当大，这些经费不仅是用来维护考试，还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例如清康熙年间，考生在前往参加考试时，都可以从国家领取考试盘费，给考官的补贴力度也很大，乾隆年间，光乡试考官的路费就高达二百两，经费发放的单位一般都是由户部发放，不过有部分的经费也由各省的财政发放。
例如乾隆二年，安徽乡试时，有一科场的银两不够用，便从安徽省存留的银两中支取。从科举经费发挥的作用来区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乡会试士子路费、乡试考官路费、科场经费以及考后奖赏经费。

到了康熙朝后期，科举经费的来源已经不限于国家财政，许多富商也自愿捐赠经费来促进科技考试的正常运行，康熙五十九年，广西荔浦县一教师捐赠27亩田地，其田租用来资助该县的学生参加岁科和科举考试，到了清中后期，经常有富商捐赠土地，然后将土地的租金用来资助贫困的科举考生。
到了清晚期，清王朝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咸同军兴之后，清王朝的财政就一路下滑，到了光绪元年，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仅仅能维持基本运转，财政水平的转折点在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之战后，清政府每年的财政就完全入不敷出，庚子事变之后，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每年国库都亏空三千万两以上，为了维持正常开支，清政府便不得不压缩各项财政支出，其中科举经费首当其冲。

就以光绪15年，江西省乡试经费为例，那一年清政府给江西省的额支是10611两，可实际支付只有8000两，从光绪十五年到光绪二十九年这14年的时间里，全国有90%的省份，实际支付经费少于会典上规定的额支，仅仅少数省份实支和额支相等，嘉庆朝时，清政府每年拨出三十万两的科举经费，可到了光绪朝，最多的一年只有18万两，最少的一年仅有2万两，仅仅过了三朝，科举经费就大幅度衰减。
不过光绪朝时，虽然朝廷拨出的经费减少了，可实际上并不代表各科乡会试实际经费减少，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光绪年间，中央权力的削减，导致各省财政自主权的膨胀，各省知府便想办法从多渠道来获取筹办科举考试的经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官员资助
晚清时期，国家发放的科举经费大幅度减少之后，各省地区的地方官员为了保证科举考试能够顺利进行，常常有地方官将个人的薪俸和养廉银捐助作为科举经费使用，不过这种捐助也分为个人和集体捐助。

同治十三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就将自己一年的养廉银全部捐出，用这笔钱盖了六十三间房屋，然后将这些房屋全部租出去，得到了租银全部用于科举经费，会试文举每人赏十两银子，武举赏五两银子，优、拨、贡生每人给银五两；光绪三年，浙江兰溪县令吴绍正捐银2000元，用于会试士子旅费，专用于乡、会试士子，其余公事不得挪用。
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科举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有些省份往往是整个衙门的人进行集体捐款，比如光绪元年时，江苏潘司衙门的官员就曾有过集体捐款，得到的钱全部投给科举经费。
二、吸引民间资助
除了官员资助以外，引导民间资金进行资助也是主要的渠道，光绪三年的时候，安徽一县令就在衙门举办了一次宴席，宴请全县的人吃饭，然后让每个人都资助一点银两，用来充当科举经费，富绅们也乐意捐助，共获得1600串的铜钱，用来购置土地，获得的租金用来养育人才。

许昌县令的做法更加有效，他先是让官员们捐助，起到表率的作用，然后再引导民间人士进行捐资，并专门成立一个组织，专门来管理这笔钱，当时全国出现过许多这样的组织，例如南宫会、学田局、育英社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亦官亦民，越是到清朝晚期，这种组织就越兴盛，官员引导民间人士捐资的频率也越来越多，因为此时清政府给的科举经费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开支。
实际上，这种自筹自支获得的经费比清政府拨的经费还要多，所以光绪朝的科举经费虽然大幅度减少，可实际上的科举经费不减反增。
光绪三十一年，大清突然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我们都知道，史学专家都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认为废除的原因是清政府认为科举禁锢了思想，阻碍了社会进步，这或许是积极的因素，可其实光绪废除科举实属无奈，这从科举经费的流向就可以看出。

当时，大清财政投入的科举经费已经少得可怜，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清朝废除了八股文，之后就兴起了大学堂，不过由于缺少经费的原因，历经数年，大学堂依旧没有成效，于是就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科举占用太多经费，于是当地很多省份就私自挪用科举经费投入到当地学堂的建设，久而久之，科举经费就越发不足，此时张之洞提出，科举不仅占用太多经费，还占用了太多官员的心力，"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于是废除科举就提上了日程。
光绪二十九年，皇帝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减少科举中额，计划十年之后再停科举，不过科举一日不停，士人任有侥幸之心"，因此想要推广新式学堂，只有废除科举，这一说法提出，各地方官员纷纷将科举费用投入到新式学堂当中，没了经费，科举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因此，科举制度突然就被废除了。

不过科举废除之后，科举经费并没有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学堂建设上，当时清政府也觊觎这笔巨款，这笔钱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科举刚刚废除，清政府就立马发布诏书，要求将科举经费上交朝廷，以便用于修建新式学堂，可各省份的官员都知道清政府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把这笔费用据为己用，于是除了四川省以外，其他省份全部不愿上交，或者只上交一部分，大多数省份仍旧把这笔费用转入到学堂的修建当中。
大清存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对科举考试还是国民教育，国家都曾经有过大规模的财政资助，从国家财政角度来看，清朝前期的这种做法类似于如今推行的"福利教育"，当时无数的读书人成为了受惠者，前去考试的书生们有路费补贴，高中后也有一笔不错的奖励，这无疑是推动了科举的发展，让无数贫穷的书生，有了翻身的机会。

新式学堂
可咸丰朝过后，大清的经济开始往下滑坡，经济形势的变化也让科举经费发生了变化，财政补贴数额越来越少，可举办科举又不得不耗费大量金银，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各省不得不拓宽科举经费的来源，从官员自掏腰包到鼓励百姓捐资，大清从"福利教育"过度为"缴费教育"，毕竟乡绅之所以原因捐赠大量金银举办科举，亦是考虑到自己的后代能有更好的教育福利。
从"福利教育"到"缴费教育"的转变也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从内因来看，清末筹办新式学堂时，由于缺少经费，各省便纷纷上奏要求递减科举经费，增大新式学堂的经费，可当时的大清财政严重赤字，根本无力支付，于是各省官员便私自挪用科举经费用来筹办新式学堂，为何官员敢挪用科举经费？

新式学堂
因为此时科举经费中，国家财政给予的比例已经非常少了，多半都是民间资助，其所有者是民间人士，所以对如何使用科举经费，民间组织比大清政府更有话语权，各省挪用科举经费举办新式学堂，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除。
也正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才让清朝廷和各省政府明白这笔经费对举办新式学堂的重要性，科举废除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了争夺这笔经费的战争，不过腐朽不堪的清政府最终还是未能争过地方政府，到了光绪末年，清政府几乎已经停止了对科举经费的拨款，这导致新式学堂只能依靠民间资助来举办，成为了真正的"缴费教育"，可以说，从地方政府开始从民间筹支科举经费开始，"福利教育"就开始了向"缴费教育"的转变，与此同时，也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废除。
参考文献：《清史论丛》
《钦定科场条例》
《清代科举制度考辨》
《光绪会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