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坦荡、过分自信、过分骄傲、带着一点不可理喻，又有一点狡黠的可爱，这就是汪建，一个渴望用化学合成任何生命的、传奇的人。
“您痛苦吗？”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曾这样问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得到的答案让他错愕。
“痛苦个屁！”
“真正的痛苦是吃不饱、穿不暖。你想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别人不听你的，你就痛苦。我根本不想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痛苦呢？”
许知远不信，搬出知识分子那一套，“那也就是说，从莎士比亚、歌德，到鲁迅，他们的存在都没意义喽？”
汪建陷入了沉默，但只是一瞬间，接着他嘴硬地说：“他们东西我从来不看，谁是谁啊！”
说完他又狡黠一笑，反问许知远：“他们有我活得潇洒吗？有我走得多吗？有我玩得狂吗？”
许知远无奈，像泄了气的皮球，“不知道，因为意识的世界，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汪建有点急了，抢先说：“是个未知的世界。先活得长，才能看见结论。”
是的，如果从走得远、活得潇洒和玩得狂三个方面讲，汪建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人生赢家。
14岁上山下乡、40岁成为美国生物医学博士后、49岁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56岁登顶珠峰、60岁身价百亿、65岁梦想创造下一个时代……
他创立了国家基因库，他的企业基因检测能力世界第一，并且声称很多疾病，都能从基因中找到解决方案，比如艾滋病、癌症。
甚至，他希望自己能够“永存、永生”。
听起来颇为科幻的想法，让很多人骂他狂、无知，甚至说他是顶级骗子，只会忽悠投资人的钱。
他丝毫不在乎，“你骂我我听不见，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要你骂我？去你妈的！”
真实、坦荡、过分自信、过分骄傲、带着一点不可理喻，又有一点狡黠的可爱，这就是汪建，一个渴望用化学合成任何生命的、传奇的人。
2003年，华大基因成立的第4年，汪建在圈内声名显赫。但公众对他的认知，仍旧停留在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层面上。
很多人知道汪建很牛，但不知道他有多牛。
那一年，非典爆发，迅速扩散，一时成为当时医学界最棘手的问题。热心的汪建摩拳擦掌想上前线，却因非国家人员身份，被拦了下来。
他乔装混进防治非典小组会议上，破口大骂所有人各自为政，“我们华大只要拿到病毒样本，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出来结构。有了这个，你们可以马上做疫苗”。
汪建的一席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他的暴脾气为他赢得了机会。拿到病毒样本后的36个小时之内，他的公司迅速破译四株非典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成功之后，他连名字都不署，将全部共计30万份诊断试剂，捐献给了政府，帮助防治非典。
外人为汪建上演的奇迹欢呼，但他却不以为然，“我只不过是小露了一手，让你们看看厉害”。
一贯嚣张的嘴脸背后，其实当时的汪建几乎已经走到了绝路。那是他刚刚完成壮举之后，目之所及没有退路的时候。
1994年，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研究员的汪建决定回国创业，凭借几个“简单的疫苗和试剂”，他很快打开了市场，并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成为身价千万的富豪。
技术上的领先让他衣食无忧。外人艳羡，汪建却忧心忡忡。作为曾经公费出国的留学生，他觉得“不给国家做点事，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于是他召集了几个之前的同学，开始对生物医学最大难题“基因”动起了念头，劝在国外工作的同学说：“我们把人类基因组计划搬回来吧，干1%。”
几个同学听傻了眼。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全世界最具全球化和人类共同体气质的行动计划，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并称20世纪人类三大工程，项目预算高达30亿美金。
它致力于通过全球科学家的精诚合作，完成对人类基因图谱的测绘，从而有助于人类认识自身、掌握生老病死规律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尽管只是1%，没有资金、没有国家背书，国内没人敢尝试这个宏大的课题。
汪建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汪建不以为然，他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参与到测序中，原因是：“不做，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同时，他指挥同学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会议中，擅自提出代表中国参加。
1999年，得到参与权之后，他在北京顺义一间厂房里，成立华大基因，开始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
他向北京和河北的诸多高校发出招聘启事，但几乎无人回应。最后被逼急了的汪建看见愿意干活的，就拉过来。
“你不是一个国家行为，先把人手凑起来，恨不得一个人掰碎了当三个人用。”
奋斗近一年，2000年6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已经完成了草图。致辞里，他特意感谢了来自中国的汪建团队。
消息传到国内，汪建的草台班子，一战成名。完成的1%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成为了中华世纪坛上，两千年大事记中的最后一件。
人类基因组计划logo
完成这一壮举，汪建并没有停下脚步。
2000年初，亚洲基因领域的领先者日本，决定开展对水稻的基因测序工作。汪建听说后，决定与之一战，以此奠定中国在世界基因组学届的地位。
不同于刚刚投入其中的汪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足足准备了10年，没有人看好华大基因，甚至日本人根本没有将汪建的研究放在心上。
一年之后，华大基因却奇迹般地领先日本一个星期，将论文发表在了《科学》杂志的封面。
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生物科学论文。
“家蚕基因测序”项目上同样如此，日方败北，项目组被解散，负责人主动辞职，做保洁员谢罪。
胜利的汪建，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进入狂欢。实际上，当时的他已经处在了地狱的边缘。
几项研究耗光了他的积蓄，到解构非典病毒时，他没有任何盈利，华大基因随时可能解散。
幸运的是，几个月之后，听闻汪建事迹的胡锦涛，对汪建的事迹表达了赞扬，同时前往参观华大基因。
第二年，汪建的华大基因被整编进入中国基因研究所。
此时的汪建，在基因学上，已经走到了鲜有人企及的高度。
2003年，华大基因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候，汪建的好朋友、地产商人王石曾要求给华大基因捐款。
王石告诉汪建，“这里有几个亿，你任何一秒钟都可以把它划走”。汪建却倔着头说，“我一块钱都不要”。
他要的从来不是钱，他要的争一口气，一口从落后，到跟随，再到追赶、引领的科学强国气。
王石（左一）、汪建（右一）
2007年，已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的他，一眼看到了科技改变带来的机会——
美国的一家设备生产制造商，制造出了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高速的检测工具。
汪建给当时的中科院写了30页的报告，希望得到上级的支持，以购买这种设备。其中他颇为感慨地写到：
“这是中国人近代第一次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将尽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
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将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大数据科学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解决当时基因学遇到的困境。
遗憾的是，汪建的报告不仅没有得到审批，反而有人举报他意图从购买设备的款项中拿回扣，所以才会如此推荐购买设备。他气得直跺脚。
即便最后调查洗清了汪建的冤情，但这还是让他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
他弄来一台吉普车，一个人从北京开到了拉萨。抵达圣地布达拉宫时，已是那年的农历新年。
在自由的崇山旷野和陌生的廉价旅馆里，汪建度过了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日子。
回来后不久，他推开研究所大门，对所有人高喊：“我们要去深圳了。”当时很多员工不明所以。
汪建接着说：“要想一下的就别去了，赶得上今晚6点火车的就跟我一起走。”
体制内温暖、舒适的生活，就这样被他一把推开。他从中科院净身出户，并离开北京……
汪建喜欢深圳，开阔浩渺的海湾，青秀娟丽的山脉，温润的海风，花开四季。更吸引他的是，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
初入深圳，对于这些“逃离”北京的科学家，很多人最开始的态度是怀疑。
汪建为了审批企业，向深圳市政府夸下海口：“5年的时间，为这座城市带来10篇《自然》、《科学》杂志论文。
深圳官员做了一项调查。在生物科学领域，整个广东省从新中国建立伊始，此类论文仅有2篇。
尽管深圳政府面对的是一群居无定所的“流浪科学家”，他们仍旧愿意为“未知”压下赌注。
同时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许勤向汪建承诺：如果论文得以发表，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将获得100万元的奖励。
汪建就在一个废弃旧工厂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短短一年之后，华大基因的论文，就出现在了《自然杂志》的封面上——他们绘制出了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
《自然》杂志称，这篇论文具有“非凡意义”。
第二年，同等量级论文达到7篇；第三年，23篇；第四年，51篇！华大基因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远超过了当时珠三角地区过去一百年论文数量的总和。
欣喜若狂之余，副市长许勤再难兑现奖金。他邀请汪建等人到家中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以示鼓励。
汪建在乎的也不是名，彼时已经看过钱和荣誉的他，追求的是真正技术上的突破，“马云要是风清扬，那我就是金庸”。
他发布“炎黄计划”，选取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人群在内的100个个体，建立东亚人种特异性的高密度、高分辨医学遗传图谱。
然后利用医学遗传图谱，建立包括可用于筛查疾病相关基因的分子标记集，大规模筛查中国（东亚）人群特异性疾病。
从基因角度窥探生老病死的规律，降低新生儿畸形率，治愈包括癌症在内的诸多与基因相关的疾病，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因此华大基因上市时，他借口撒尿，将无数人渴望的“敲钟权”，留给了几位遗传病患者和关怀残障群体的代表。
他说：“我怎么能沾那个铜呢？我永远不会碰那个。”
众人涌上舞台合影，汪建像一个局外人，悄然退去。有人试图挽回他，他挥挥衣袖，消失在舞台之下的黑暗中。
上市不到一年，华大基因股价最高点时，突破千亿市值，汪建随之拥有了数百亿财富。发布会有人前来庆贺，汪建却说：
“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一栋依靠山势建造的梯田造型的建筑，宛如诺亚方舟。它四周的山坡上种植着几十种濒临灭绝的植物。
它像一座世外桃源，溪流蜿蜒缠绕，在建筑右侧形成一片湖泊，火烈鸟、孔雀、天鹅漫步其间。远处是层叠的山峦和一望无际的大海。
2011年，汪建在这里，建成并运营深圳国家基因库。其中冷藏着1,000万份生物资源样本，每天有150台机器，昼夜不停地分析着基因。
进入国家基因库，正厅的门口，摆放着一只猛犸象雕塑，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永存、永生。”
这是汪建终生的梦想，“古代皇帝到最后的终极梦想是什么？炼丹，不就是长生不老么“。
在华大基因，汪建觉得永生并非不可能，“我早就将我的细胞保存好了，一旦技术突破，就能再造一个‘汪建’。”
像孙悟空拔一撮汗毛，变出无数个孙悟空一样。
2017年，在“深商大会”上，他的一席话，惊艳了整个科技、商业届。
“未来5到10年，我们可以化学合成任何生命，这不是开玩笑，人造生命进展可能比人工智能还快……无论你喜不喜欢，它都来了。”
他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但相信者寥寥无几。
即便早在近20年前，人类基因的首次测序就已经完成，但基因疗法却一直进步缓慢，以至于，人们根本不了解，当年的壮举，有多伟大。
2011年左右，一项被称为“无创产前基因检测”的服务，在中国出现。
科学家和医学界称，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可能彻底消灭包括唐氏综合征、爱德华综合征、帕套综合征在内的三大人类遗传性疾病。
但2018年7月，一例产前无创基因检测失败的个案，将华大公司拖入巨大的争议中。
无论争议如何喧嚣，“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还是让人们看到了，越发廉价的基因测序技术，可能带来的全新、个性化医疗时代，并且为包括癌症在内的诸多疑难杂症，提供治疗方法和药物。
因此汪建相信自己能活到120岁，并且希望通过基因技术，减少和治愈多数疾病，让大多数人都活到120岁。
甚至通过基因，改变农业、工业、人类整个社会系统。
也是因此，这个务实的科学家，始终相信，比起肉体的痛苦，精神痛苦根本不值一提。
同在深圳的任正非，评价他说：“汪建是个有争议的神人，我们不妨宽容些。”
一个人的怪异行为和说辞，通常能够从过往岁月中找到影子。汪建也是这样，曾经肉体的痛苦，将他死死按住，他为了生活，必须死命挣扎下去。
对于科技的信仰和对过去的恐惧，像动脉和静脉一样在身体里纠缠。最终两股血液汇集在心脏，展现出生命力勃发与狂欢。
1968年，汪建14岁，原本富裕的家庭遭遇文革，父母被红卫兵打倒，汪建则被当做知青，送到乡下。
从物质丰裕的部队大院，到饥寒交迫的农村，汪建很不适应。他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被迫练就了光脚在石子路上奔跑的本领。
那时他最难以忍受的是生理上的饥饿，这也解释了后来他将生理痛苦视作唯一痛苦的原因。
在生产队，他被饿到头昏眼花。无奈之下，他冒着巨大的风险，监守自盗，用竹签捅破米袋偷米。
最惨的时候，他吃过老鼠，甚至偷过隔壁村的狗。
如今回忆起来都是故事，但在当时，那是汪建难以忘记的青葱年代。
初入农村的时候，因为自己年纪小，他总是被生产队的队员们欺负。汪建不服，但打架又打不过别人，“就想着怎么搞一下，让自己当大哥”。
那时农村经常有炸山的雷管。汪建和生产队一个体格强壮有魄力的人打赌，两人坐在箩筐上，箩筐下面放点燃的雷管。谁先跑下去，谁就输。
在众人的围观下，雷管点燃，最后时刻，对手熬不住了，率先弃筐而逃，汪建就稍微侧了下身子，从此奠定了江湖地位。
实际上，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是汪建反复试验的结果，他知道雷管炸不坏筐、更炸不坏屁股，“根本就不是勇气的对决，是智慧的对决”。
混杂在时代中吃不饱、穿不暖的伤痛记忆，留给了汪建巨大的阴影。即便后来求学、成功，他最底层的人生观，仍旧停留在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上。
他对“人的本质”产生兴趣，最终想要突破禁锢。因此64岁那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只有活着是硬道理，健康幸福地活着是硬道理，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是硬硬硬硬硬道理，其他全他妈扯淡！什么狗屁精神！”
直到如今，汪建仍旧是一个不出圈的人。公众鲜少听到过这个名字，但在中国科学、商业届，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从1954年出生，到如今的辉煌，很多人将他的经历，当作大国崛起的一个样本。但汪建根本不在乎。
按照他的话说，他渴望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
他希望来世间走一遭，要将自己所有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先造福自己，再造福社会”。
因此当自己坐在几乎顶峰位置时，他表现出的神态，与所有成功企业家不同。
没有马云的指点江山、没有马化腾的内敛沉稳，相反他一贯以“嚣张、戏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网络上对汪建的评价褒贬不一，爱他的人说他是英雄，是带着顽童色彩的狂人，浪漫、纯碎又有实力。
不信的人更多，认为他偏执、野性、不讲规律，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且在资本市场忽悠投资人的钱。
汪建评价自己只有12个字，“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贪婪懒惰”。他的企业里，也都是这样的人，“贪生怕死的跟我走，玩命的一边去”。
组成这种生命底色的，是“斗”。
人生的前50年，他与人斗、与体制博弈。插过队、留过学，学了中医也学过西医，最终被人类基因组成这一本质问题打动。
从学术界投身产业之后，短短不到几年的时间，他折腾出一个百亿市值的企业，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罕见地使中国的基因技术，撕破美国、日本等科研强国的防线。
当下的世界里，鲜有对手的他大多是在跟自己斗，像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他在为更高阶的未来社会，发起自己的冲击。
他要复活猛犸象、用化学手段合成任何生命、降低新生儿残缺率；像人类消灭天花一样，消灭当下人们熟知的疾病、甚至“永存、永生”……
因此，为了实现自己活到120岁的目标，他十分注重锻炼身体。在深圳的办公室里，他为自己制作了一组吊环，常人能做5个引体向上已实属不易，汪建每天能做19个，“每年涨一个”。
2010年，为了磨砺自己，56岁的汪建想要登上珠峰。
提前几个月准备，登顶前夜，他找到队友王石谈判，希望第二天登顶前，自己先走20分钟，这样他就成为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
大他3岁的王石出于安全问题，最终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王石起床后举目四望，都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他想，当时身体不好的汪建应该是放弃了。
但当他即将登顶时，却看到汪建早就站在顶峰，叉着腰，骄傲地笑。
有人曾在后来问过汪建，冒这么大风险，真的不怕死么？
怕，但他早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汪建（1954——2074）：精彩人生。
部分参考资料：
《十三邀》专访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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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频截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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