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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全愈，男，生于柳州。198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赴美国讲学，1989获美国Villanova大学“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理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Miami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旅美教育学专家， 美国迈阿密大学亚洲学科部主任 。被迈阿密大学授予“(学术)重大影响奖” ，并被提名为杰出教授 。黄全愈是中美教育和文化比较专家，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其作品《混血虎》荣登《纽约时报》 推荐书单。
黄全愈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 。所著的中美教育比较系列《素质教育在美国》、《玩的教育》等图书 ，在中国教育界不断引起强烈反响，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去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的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几十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又培养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美国的科技继续领先世界……
两家的预言都错了，但错在哪里？非常发人深思！ 中美基础教育的实质差异是什么？ 杨振宁教授认为：对比中美学生，他得到两个极深的印象：一是中国学生在中学做的习题多，因此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其二是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努力学习。所以说，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水平比哈佛的高。 杨教授看似比较大一学生，但实际比的是基础教育。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学习行为和接受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创造性、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天赋教育在美国》以“西安事变”的历史教学为例，具体比较了两者的异同：中国老师讲完史实后，要求学生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满足于考试结果。 美国老师则是八仙过海：如，什么都不教，让孩子们分成几组，分别制做一份当时各党各派报纸；或者只给几个辩论题，让孩子组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即便是常规教学，老师也会启发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如蒋不妥协？如张、杨不和共产党合作？如张、杨把蒋处死？如蒋逃出西安……甚至让学生自己设想发散性思维的问题。无论哪种方式，学生都在收集材料、研究材料、组织观点的过程中，培养了“会学”的能力。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把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概括为两种教育： 聪明的孩子 智慧的学生 1.能够知道答案 1.能够提出问题 2.带着兴趣去听 2.表达有力的观点 3.能理解别人意思 3.能概括抽象东西 4.能抓住要领 4.能演绎推理 5.完成作业 5.寻找课题 6.乐于接受 6.长于出击 7.吸收知识 7.运用知识 8.善于操作 8.善于发明 9.长于记忆 9.长于猜想 10.喜欢自己学习 10.善于反思、反省 从“西安事变”的教学比较看，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包揽了“聪明的孩子”的所有特点。美国天赋教育培养的学生也囊括了“智慧的学生”的所有表现。 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是中美基础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 “考生”是以“学会”为目的的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学生”是以“会学”为手段的探索未知世界者。一字之差，千里之遥。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的高校却无人获诺贝尔奖？根本原因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 只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科技领先世界，其基础教育功不可没———为美国这个创新型国家，培养源源不断的“智慧学生”，输送取之不尽的创新型人才。 诺贝尔奖鼓励的是什么？ 杨教授还认为：中美处于不同阶段，两国对人才的需要不一样。而创新人才有不同层次，中国可暂时不要赢诺贝尔奖的人才，但需要比尔·盖茨这种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人才。 然而，科学家和企业家不是不同层次的人才，而是不同类型的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也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即便企业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一个企业离科技创新远了，离末日就近了。如果创新是企业崛起的脊梁，创新也就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创新精神。 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鼓励的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
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即使美国获得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但由于鼓励追求诺贝尔奖的精神，美国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人比比皆是。
给孩子讲孙悟空的故事，并不是要孩子变成尖嘴猴腮的孙悟空，而是鼓励孩子打破束缚去追求真理的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
我们可以不拿诺贝尔奖，但我们不能只培养聪明的考生，而不去培养智慧的学生。 杨教授到清华授课，之所以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是因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个给学生带来物理知识的教授，杨教授带来的是一种诺贝尔奖所鼓励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有能力给清华大一学生上物理课的老师成千上万，惟杨教授的大师风采能给学子一种对学术创新的无止境的追求。这才是无价的。 等人均GDP达1万美元才改革教育吗？ 杨教授因满意中国的教育，因而提出：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才筹划重大教育改革。 中国孩子起跑领先只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美国基础教育使得孩子后劲儿十足，才是国人不可忽视的真相。 中国基础教育属灌输知识类，美国是培养能力型。前者“以鱼”，后者“以渔”。给成筐鱼当然比一条条钓来得快。但老师给的“鱼”再多也会吃光，自己能钓“鱼”再少也会越来越多。 美国四年级小学生研究气象谚语。不仅要了解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掌握仪器去预报天气；还要证实和证伪民间气象谚语。让孩子理解科学知识，掌握仪器，仅仅是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不过是人们已知的东西。当孩子能够运用科学知识和仪器去“证实”和“证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似是而非的气象谚语，这就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我也听过国内重点学校四年级的课，老师“赶圩”式地急急忙忙直奔答案，答对的孩子得一颗糖，答不对的不但不得糖，老师也不解释“为什么错”。老师说：根据教学大纲的进度，时间不够，只能“保先”——保证那些先进的。 别人让孩子在研究中证实或证伪一个假说，我们连解释“为什么错”的机会都没给孩子。美国基础教育练的是慢功，但后劲足。请看全美“Iowa基本技能考试”成绩：
一般来说，年级和成绩成反比：年级越高成绩越低。但美国孩子的成绩除8年级“数学计算”比7年级低4分外，所有数据都呈现“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正比例奇观。 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搞早学多学、考啥学啥的“双基”，来得快但乏后劲。 为什么杨教授只比大一学生？为什么不比一比大四生、硕士生、博士生？杨老大概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的学生后劲儿不足，离终点越近越没法比。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做报告，互动提问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全场哗然！ 中国老师上完课问：“还有问题吗？”学生没有问题，那是最佳状况。要应试，当然问题越少越好。美国老师上课，学生没有问题，就是老师教学有问题。欲启疑，自然问题越多越好。培养“考生”是把有问题的教得没有问题；培养“学生”是把没有问题的教得有问题。 美国孩子的成绩由低到高，问题由少到多；中国孩子的成绩由高到低，问题由多到少。这个基础教育的正比和反比的反差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王梦奎曾估计：中国人均GDP达3000美元约需20年。那么，等到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教育改革要停滞多少年？别说多，应试教育再推行30年，后果无法想象！实际上，GDP的上升和教育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教育的改革，GDP能凭空翻6番吗？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 一句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必须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
注：本文发表于2006年《南方周末》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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