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拉德福特·德龙
转自：比较（ID：comparative-studies）
【比较】编者按： “攫财大亨”一文终结篇，从比较的角度帮助我们思考转型中的“原罪”问题。“攫财大亨”的英文是“Robber Barons”。早先说的是德国贵族在他们的城堡周围拦路抢劫，攫取财富。在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将这个词引伸为形容那些通过血腥或肮脏的手段敛财的巨富。本文回顾了过去150年来美国巨富们的经济发家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影响和政治平衡如何制造了这些“攫财大亨”，维持他们的地位，又是如何制约他们。
作者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德龙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堆问题：经济能否为私人财富的迅速累积创造机会？当经济有利于制造出亿万富翁时，是表明更快的经济增长，还是更慢的经济增长？政治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治力量对巨富是充满敌意，还是与之携手？当人们发现政治体制从人民那里榨取财富，然后输送给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紧密的超级富翁联盟时，该如何应对？如何在控制各种腐败行为的同时，又不阻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作者坦承，对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仅仅是尝试着去回答，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四、财富与政治
186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山脉的西侧，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获得了一份政府合同，修建从旧金山到东部的一条铁路。为了鼓励他们，政府答应提供二千四百万美元的政府融资以及九百万亩土地。接着他们就开始和位于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城镇进行谈判：如果哪一家城镇不愿意出钱修铁路的话，那么铁路线就不会经过这个城镇，也就是说它将从这条铁路线上消失。据称亨廷顿、斯坦福、加州州长以及他们的合伙人却没有为修建铁路投一分钱（见美国国会，1873）。
到1869年左右，他们成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修建了从旧金山出发一直到达犹他州奥格登的铁路并在那里与联邦太平洋铁路相遇。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这时才发现了这条铁路令人恐惧的财务结构。
（公司）一共发行了总值为7900百万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2400百万美元），现金早已被用完。用于建设材料和费用支出的7900百万美元都付给了中央太平洋信贷与金融公司，该公司花了5000万美元支付铁路建设的工资和材料成本，而剩下的3000万美元则全部落入了这家信贷公司股东的腰包。
谁是这家信贷公司的股东呢？他们是科林斯·亨廷顿、里兰德·斯坦福以及他们的其他两个合伙人。那么同意与这家信贷公司如此合作的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又是谁呢？他们是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
而今天，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拉阿托的斯坦福大学是如此地温馨怡人。
美国第一条横跨大陆的另一半铁路线的融资模式则更加令人发指。自密苏里河开出，最后与亨廷顿—斯坦福铁路相接的联邦太平洋铁路也是如法炮制，而且规模更大：他们把利润全部剥离给了一家由内部人控制的建设公司—动产信贷，而让政府和其他投资者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
为了赢得政治上的支持—让政府免费赠予土地并获得持续的建设资金补贴，动产信贷的经理们让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奥克斯·艾米司来作中间人，把股票划入了建设公司而不是铁路公司，然后左右立法人士。1873年奥克斯·艾米司开始有些害怕了，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公众对铁路补贴腐败现象愤怒指责的牺牲品。于是他作证说，他曾向以下等人赠送了股票：众议员詹姆斯·布鲁克斯，国会反对党领袖、未来的总统詹姆斯·甘福德，副总统，格兰特总统的不少亲戚，共有30人左右。国会的这场闹剧以奥克斯和布鲁克斯（分别来自两个党）受到弹劾，两个主要政党达成协议不再提起此事而告终（见美国国会，1873）。
从这个故事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内战后向西部铁路建设提供补贴的计划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等于将本属于人民的1亿美元转给了那些与政治势力紧密勾结的财阀们。如果这项计划没有实施的话，情况会好得多。
但如果认真审视，上述说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即使是能用更明智的办法把钱塞进议员们的口袋里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同时又可以获得政府的巨额补贴来修建长途铁路，其结果很可能是铁路始终无法竣工。
看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命运吧。
杰伊·库克是南北内战时期的大金融家之一，正是他和他的销售人员找到了债券的买主，这才让林肯能够支付军费，从而可以越过密西西比，穿过佐治亚，到达里士满，解放了黑奴。在战争中，库克成了联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的亲密朋友，后来格兰特是美国1868年至1876年的总统。
战争结束后，杰伊·库克开始涉足铁路融资和铁路建设生意。他不赞成在南方的沙漠修铁路，也不想修建越过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的铁路（中央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后来修建的路线），他打算修建从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到太平洋海岸（西雅图）的铁路。也许杰伊·库克没有得到太多的补贴，也许他和他的经理们在监督铁路建设方面做的不好。但他们在贿赂国会方面实在是做得太糟糕：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居然认为国会会出于公众利益而投票赞成给予补贴，而贿赂国会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不管怎样，反正到了1871年年中的时候，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手头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而且在北部修了半截的跨州铁路也毫无意义。位于这个国家中部和太平洋沿岸的密西西比和密苏里山谷里根本无人居住。
杰伊·库克（Jay Cooke 1821–1905）
当遇到麻烦的时候，金融大亨们总是会借钱一搏，杰伊·库克也不例外：他将自己银行的钱倾囊而出，但还是不够。动产公司丑闻暴露之后，英国的投资者对北太平洋铁路建设早已心生恐惧，担心利润又会被那些建设公司的内部人一分而光，留给自己就只剩下那些投资巨大却无法盈利的铁路。1873年秋天，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杰伊·库克（5年前他还是美国的头号富翁）陷入破产境地。北太洋铁路公司的倒闭引发了1873年的大恐慌。铁路建设雇佣的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从1873年的10%降至3年后的2%。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直到1879年都未能复苏。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想修建跨州铁路的三家公司都得到了政府的巨额补贴，也都为获得补贴不惜挥金如土来进行贿赂。一家（南线）从未得到任何私人资金；一家（两个公司合并后修建中间路线）在建成铁路的同时，利用投机捞到了7000万美元的利润；一家（北线）破产并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
尘埃落定之后，美国的确有了跨州铁路，你已经可以乘车从纽约直抵旧金山了。如果没有政府为修建铁路提供的巨额补贴，那么再过20年也不会有跨州铁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没有了政府的巨额补贴，也就根本不可能修建跨州铁路了。
这样，上述故事又有了另外一面：政府所承诺的补贴完全可以吸引投资，但还不足以让那些与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们毫无风险的获取财富（毕竟，连那位在政治上最得势的企业家，杰伊·库克都因为要修建跨州铁路而破产）。贿赂国会议员是镀金时代腐败现象的不幸后果，但它也只是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所进行的资本赌博的小小插曲之一（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赌输了）。立法议员们确实为自己捞取了一份利润，但这并不等于说修建铁路的政策同样也是错误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对修建铁路进行的政治干预都代表了合理的公共政策。当受惠于杰伊·古尔德的法官门拒绝让他允许伊利铁路的英国股东在公司选举中投票时，合理的公共政策又是什么呢？就修建跨州铁路而言，说给予补贴的政策具有合理性也许是个例外（尽管这一政策是让铁路富翁们发财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的腐败状况，让科林斯·亨廷顿和里兰德·斯坦福发财（并贿赂国会议员）可能是19世纪60年代修建跨州铁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那些看重铁路建设和经济发展（正是因为有这类基础设施才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人来说，就很难再去痛骂这些攫财大亨了。
在铁路行业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极为有限了。芝加哥的肉厂老板们就把联邦政府的管制政策当作竞争武器，但为了免于被排除在东部城市市场之外（当地的经济利益集团能够主导立法机构，并以实施“健康和安全”管制为由挤走竞争者），联邦管制政策又成了他们保护自己的防卫性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克萨斯的石油富翁们靠着得州铁路委员会的固定价格战略维持了很高的石油价格，否则亨特和盖迪们决也不会如此富有。如果我们撇开铁路不谈，政府常常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控制亿万富翁们的权力，而不是增加他们的权力。想想今天的微软公司，微软的财富及其所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权力与政府行为几乎毫无瓜葛，但司法部反垄断局却成了微软公司继续生存的主要威胁力量。除了铁路以外，主要的变革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亿万富翁们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而是美国人历来就不信任财富大亨。
五、有待论证的初步结论
美国人民能够期待从现在的亿万富翁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够期待从造就亿万富翁的过程中得到些什么呢？
千万别对亿万富翁们的社会效用深信不疑！美国在1930年至1970年期间没有多少亿万富翁，但这并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他们的前辈们对财富的价值看得过重，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大批财富大亨的出现往往与美国政治的严重腐败紧密相连。或许对那些想成为工业政治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对亿万富翁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成为真正的工业政治家，一如在一个有利于造就亿万富翁的环境中一样：如果这样做的话，金钱只意味着在与自然和其他人竞争的过程中，如何保持领先地位。当西奥多.N.维尔担任美国电话公司总裁的时候，他是一位有权有势的工业政治家，但他并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从另一方面看，亿万富翁们的个人消费比起其财富总额来不过是沧海一粟。安德鲁·卡耐基用他的钢铁公司获得了巨额财富，但他用于自己消费的钱比起他花在促进国际和平或修建图书馆（以此提高文化水平）上的钱，那简直微不足道。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
那个19世纪苏格兰的小男孩曾趴在只有两间房子的茅屋里，靠着家里仅有的几本书学会了读书写字，那时他们已经处于了饥荒的边缘。今天，在美国几百座城市和乡镇的卡耐基图书馆里，我们还能看见那个读书的孩子。亚当·斯密曾这样描写他那个年代的富翁们：（他们）只是从一大堆东西中选择了最珍贵和最合意的东西。他们确实比穷人消费了更多的东西，尽管天性自私贪婪，但他们也不过是借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永恒的欲望。在自己不断富裕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与穷人们共享进步与繁荣。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他们也只能获得相应份额的生活必需物，恰如土地被划分成不同的比例。亚当·斯密的话不乏真知灼见。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教训，我的看法大致如下：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相对于今天的财富创造，我更喜欢美国1975年左右的财富分配状况。但如果5年前将微软公司分拆，我们就一定能够提高软件技术的发展速度吗？那可未必。如果当年为铁路建设提供的补贴不断减少，那么美国全国铁路网的建设速度将大大降低。
问题太多，而答案太少。究竟多大程度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并且不损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财富大亨们曾利用金融和工业的结合赚取了大笔钱财，而企业本身又从中受益多少呢？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还能够容忍像杰伊·古尔德和里兰德·斯坦福这样令人左右为难的尴尬人物，毕竟他们也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我至今还无法确信答案将是什么：不论是对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初的美国，我都无法给诸位一个明确的回答。
(张安 译)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