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幸运的。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且经历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实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我们又是不幸的。历史的主旋律并非繁荣与发展，而是战争与饥荒交替，动荡与萧条并存。承平日久，人们将上天的眷顾视作稀松平常，噩运便在歌舞升平中悄悄降临，给我们致命一击。
萧条并不可怕。成住坏空，周而复始。而且，大萧条之后，全球体系从欧洲中心转向了美国为主的全球时代，看起来春暖花开，欣欣向荣。
萧条，真正可怕的是最终不知道究竟需要“谁”来付出何种“代价”。
1929年大萧条，两任总统的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极端主义思潮风起云涌，贸易战导致热战成为最终选项。大萧条的“震中”在美国，可是实际上冲击波却覆盖了整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欧洲打成一片焦土，巨量的财富、订单和人口再一次转移到美国，才让美国重回繁荣。是不是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欧洲付出了惨重代价，那么，这一次谁是最终的“代价”？
随着时代再次转向乱序，一切就再度进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为此，我们尝试复盘1929 ，并与今天比较分析各个阶层的命运和资产的变化，希望未来即便面对黑暗，大家也能看见微光。
来源：筹码
欧洲体系转向全球体系
大萧条触发贸易战
一切都有因果。近代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多数要从欧洲文明扩张说起。
从十字军东征，到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在长达800年的连绵扩张中，欧洲通过宗教的远征、帆船的远航、和蒸汽机的输出，极其偶然地将全世界连成一个经济体系，奠定了全球化的1.0版本。生产力和扩张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杀戮，扩散了文明但也反噬了自身。
亚洲就是欧洲扩张的滑铁卢之一。在西亚，盘踞着很多老大帝国梦的残余势力，比如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在东亚，中国和日本有相对独立信仰体系和经济体系，易于攻打却难以征服。北亚快速崛起的蒙古帝国甚至一路杀到了多瑙河畔，差点改写欧洲史。
全球化深刻影响着国运。一直以来，除了有限的对外贸易，明中后期的中国对外部都是离线状态，拒绝接入，拒绝应答，直到俄国的东扩让康熙皇帝低了头。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与签署《尼布楚条约》（俄称《涅尔琴斯克条约》）这是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正式条约。通过该条约，清政府与俄国厘清了边界，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俄国东扩。国际社会也第一次明确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大清国，国体意义上的“中国”首次正式出现于具有西方外交条约文。

拉丁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
相比之下，美洲大陆则是崭新的，一上线就是全球化1.0版本，活力四射。从早期的黑奴、棉花、矿产和茶叶等贸易的链条中赚的盆满钵满。相比2.0网络之后才接入的中国，美国在1900年左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被打残，全球的文明主导权和贸易中心开始全面向美国倾斜，带来了举世惊叹的繁荣、投机和持续百年的主义之争。

1920年代的舞会
1920年是百年罕见的黄金年代。人口急剧增加，财富急剧膨胀，科技高速发展。1900年还是遍地马车的纽约街头，1920年已经是全是汽车，连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们都在探讨如何买自己的第一台汽车，100年后的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做到。
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业如火如荼，一战前，汽车还是一种极端奢侈品，10多年后，福特已经卖了1500万辆T型车。巨大的汽车需求更推动了美国基础建设的加速建设，公路里程不断刷新全球记录，电力网络建设突飞猛进，电话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1928年繁忙的纽约第五大道
美国制造业突飞猛进，欧洲快速复苏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美国获得了来自欧洲的巨大贸易顺差。
为了平衡汇率，美国采用低利率政策，导致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投机客们大搞配资、借贷和分期消费（除了没有App，其余与2015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完全一致）。当时大部分的美国人没有一分钱存款，并且拿着银行的便宜贷款去消费，买车，投资楼市、股市及其他生意。
所有的一切都极其美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对未来抱有极高的预期，哪怕到了1928年大萧条的前一年，一切都是歌舞升平。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美国人相信，20世纪的美国将会“永久繁荣”。
自美国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我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我国经济所储实力之雄，不但我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但现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我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我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柯立芝总统国情咨文，1928年

《伟大的盖茨比》剧照，对1920年代纽约街头的还原
所有的金融投机活动都极其繁荣，券商和地产都是4-10倍杠杆起步。在美国的海南——佛罗里达甚至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房地产泡沫。
7.5万人口的小城市，有33%的人口（2.5万人）是房地产中介，所有的房地产都一年3-5倍的涨幅，当时中介们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今天不买房，明天买不起！一年涨N倍的房子加上地方银行借给你的10倍杠杆，当时觉得不炒房的还算是人吗？著名的小说/电影《伟大的盖茨比》描绘的恰恰就是当时的财富爆发年代的众生相。

《伟大的盖茨比》剧照，真实还原那个财富爆发的年代
新富人群就像1980年后亚洲的暴发户一样，疯狂的追逐名表名车豪宅，从派克大街上奢华的公寓大楼，到纯金装饰的豪华浴室和汉密尔顿牌手表，奢华生活是所有人奋斗的梦想。报纸最让人关注的是各种“股神”的专栏，金融机构的投机贷款让所有人为之疯狂。
192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信托投资公司”，其职能就是帮你加杠杆配资炒股。证券公司给的4倍杠杆不够狂野，信托投资公司给你杠杆乘杠杆，连保证金都借给你，再给你10倍杠杆交易，高峰时期参与配资的用户有超过450万人，金额超过100亿美元。
此外，个人信用消费分期也极其流行，相当于今天的“趣分期”，买衣服都可以分期付款，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和汽车，那个时候的比今天更流行“花呗”。急剧的信用扩张带来了加速的繁荣和超过1000亿美元的个人债务，个人支付能力大量透支为后面的大萧条的债务崩盘埋下伏笔。
所有的危机来临之前，都有一些异样的信号出现。
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前3年，1926年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崩盘了。起因是一场飓风横扫了佛罗里达，摧毁了13000座房屋，415人丧生。
本来买房度假的人群发现原来这里不是乐土，不接盘了。炒房的人更郁闷，房子没了，房贷还在，本来手里10套房本就想玩个杠杆短炒，没想到变成了终身套牢。佛罗里达的房屋成交量迅速暴跌90%，很多人杠杆放的太大，一辈子没缓过来。
佛罗里达的泡沫破裂的太突然，99%的责任归老天爷，其他市场还依然歌舞升平，很快忘记了不和谐的声音，更大更广泛的危机在股市和工业企业身上继续发酵等待3年后的爆发。
金本位的宿命
意识形态路线之争
所有巨型泡沫的出现和破灭，通常会出现以下几个里程碑：
巨大且长期的基本面利好积累乐观情绪
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和政策的错误引导，违规信用扩张
宏观环境出现紧缩超出预期
债务杠杆断裂导致局部崩盘
崩盘通过大类资产或者金融机构放大导致进一步信用紧缩
货币政策（比如金本位的弊端）或贸易因素导致进一步紧缩
1929大萧条是必然发生的。仅仅金本位就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系统漏洞，美国生产力这几年得到了巨大发展，本土的丰富资源更加剧了这个漏洞的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理论上，美国不需要别人的东西，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用黄金找美国换产品。
如果黄金是无限的，美国会永远贸易顺差，可是，贸易无限，黄金有限。黄金循环迅速走向了中断。
我们都知道，黄金天然有限，当一个国家用光了黄金储备法币会恶性通胀一钱不值。 也就是说，法币金本位国家要从灾难中重建几乎没可能，因为对于美国永远逆差，黄金用完就会永堕地狱，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向战争，金子挣不到就只有抢。这可能是二战的原因之一，也是被金子冲昏头脑的美国没想到的连锁反应。

历次衰退中美股的表现，1929大萧条道琼斯指数下跌85%，下跌了整整40个月，该来的终究会来。
1929年10月23日，道琼斯指数当天暴跌40%，主流舆论将这一天视为大萧条的起点。在整个大萧条中，累计破产企业8万多家，倒闭银行11000余家，失业人口逾超过1400万，流离失所者近200万。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是否毫无察觉呢？并非如此，联储加息了，但是结果更糟了。
为了控制泡沫，美联储于1928年加息，参与投机的黄金快速流出美国，为了阻止黄金的流出，美联储又进行了两次加息，黄金流出却没有缓解，通缩却加剧了，大量企业因为债务而破产。
据统计大萧条最高峰时，有34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收入。为了保护本国企业，迫于压力，美国国会史无前例地放弃了自由主义精神，通过了共和党人提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进口平均关税提高到47%，到达历史最高。
这一法案随即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各国纷纷提高关税予以回应。
首先发难的是美国的好邻居加拿大。加拿大报复性的出台了紧急关税法案，将关税提高到了50%。随后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报复性的对美国进口汽车征收150%的关税，对半导体产品征收100%关税。由于钟表业关税上升到260%，瑞士全国展开了抵制美货运动。
法国直接对美商品采取了进口配额制。就是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定好一个数量，不准增加。法国的做法促进整个欧洲对美国的对抗，有十个国家紧随其后对美商品采取配额进口。英国虽然也有巨大的黄金流出，但好歹有大量的殖民国家和自治领，有足够的腾挪空间。
此前，全球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的贸易战，所有人都没想到此举令全球贸易总量减少了2/3，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德国本来就背负着战争赔款，各种条约限制贸易，又没有黄金储备，贸易战导致雪上加霜，那些受害的一战老兵们纷纷上街要求政府给说法，挨饿的穷人们也纷纷提出抗议，整个国家民族情绪高昂，在困顿中全体民众走向了拥护法西斯的路线，同样，苏联立国不久，看到自由主义国家的破败更坚定了共产主义道路。
大萧条短期看是经济问题，中期看是政治问题，长期看是路线问题。它在三个方面深刻的考验着经济体和领导人：
能否在需求衰减时，重新建立收支平衡？
能否在民意汹涌时，维持政治力量平衡？
能否在呼唤干预时，坚持所信仰的路线？
大萧条的原因和周期都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民意本身往往容易本末倒置。主流舆论更是非常情绪化的将萧条的原因扣在了柯立芝和胡佛总统头上，极尽嘲讽之能事，（失业者手里提着捡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晚上裹在身上御寒的旧报纸称做“胡佛毯子”）完全忽略了世界的失衡，更不懂贸易战背后的隐含的即将出现的巨大“代价”。

纽约街头失业人群在领免费餐食，之前多是白领阶级
对于政客来说，顺应民意进行贸易战和加关税制裁确实是最直接最省事的，却是代价最高的，无论是90年前的胡佛总统，还是90年后的川普总统。
加关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整个国际收支循环的Bug 是美国自己，塌陷的需求方又得不到反哺，关税法案不会有任何效果，反而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
危机国家都选择了脱离金本位，以货币贬值来应对关税壁垒，自由贸易的终结了，本就困顿的欧洲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外汇结算和贸易都陷入混乱。（正因为此，冷战结束后，诞生了欧元）
全球贸易锐减，失业者转而支持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很多国家意识形态的发生根本转变，贫穷的人们不相信自由主义会让生活美好。
欧洲的思潮策源地——法国、德国、甚至俄罗斯，进一步爆发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各种主义和极端宗教影响了未来100年。
一战打残了帝国主义，留给政府的选择只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美国走什么路，举什么旗？
美国是幸运的，面对动荡的局面，美国和英国一样，走向光荣孤立，美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拒绝参与欧洲大陆的力量角逐，拒绝加入各种国际联盟，虽然短期搁置了自由主义的路线，没有因为深陷于经济和社会动荡而走向政治光谱的极端的另一头。美国也是不幸的，自由主义政府的短暂摇摆，影响了全球，并孕育了更大的危机，将自己拉入战火。
生产力饱和攻击
新贸易失衡的难题
灾难发生都是必然的，可以预见，只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等到危机发生了，民意汹涌呼唤调控，但是“调控”基本上都是逆天而行。虽然烫平了眼前的波动，却放大了宿命中必须经历的劫难。
正如森林大火，正常的起火会烧掉茂密的灌木，释放森林的整体风险，让参天巨树脱颖而出。但是，这不符合“民意”。花着纳税人的钱怎么能不干事不灭火呢？长期被灭火的森林，堆积枯枝败叶积累巨大的隐患，不断“调控”的努力，无非是积累风险，等待一场无可阻拦的大火而彻底烧光。
今天的世界体系就像堆满了枯枝败叶的茂密森林。技术进步和产业链重构，完全打破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协定体系。过去，原材料相互依赖，今天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度发达的服务贸易让大多数工业产品全产业链都可以在中国境内完成定价和交易。在中国完成新能源升级之后，连能源都可以不再依赖外部石油输入，从而实现更独立更强悍的工业体系定价能力。

2024年光伏占比
中美之间，无论如何打，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已经注定是持续扩大的。从能源到原材料，到加工过程，甚至生产用的机器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生产要素独立，定价自主。美国加关税，中国可以货币贬值，持续更大规模的向全球输出生产力，持续输出巨大的通缩。
持续的通缩，会杀死系统性重要的银行，也会杀死一个国家的货币，让所有人进入到竞争性贬值的通道中来，市场又会进入到一场新一轮未知的大萧条和大崩溃中。

美国锈带废弃的工厂
今天的贸易战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和升级，但矛盾的主次发生变化，美国的过度消费让位于中美之间的失衡。恰如90年前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已经到达一个不撕破脸就可能无法解决的地步。一方面，美国需要发展和贸易盈余，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外部失衡，全球金融体系根本无法适应未来的大通缩的局面。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的效率还会继续快速上升，中国的生产力优势还在扩大，效率的对立面就是就业。中国完成了全球制造业的集大成，其他国家的就业怎么办？整个制造业都外包给中国？当居民消费所享受的低物价都来自于中国，所谓的平等贸易就完全失衡，几乎变成了中国制造业云服务，其他国家就成了中国的永久客户。
对于此次贸易战，我们相对乐观，失业虽然还会造成极端思想的再度崛起，以及小规模的恐怖袭击泛滥，大规模的热战已经缺少土壤。
真正能够制约中国的上限的，可能还是还是中国的内生性问题。全球贸易在失衡，中国内部也在失衡。一方面，中国群众过度透支，个人储蓄渐空，负债高企，另一方面，中国过度投资，海量的基建支撑了快速的生产力升级，加大了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同时，过剩产能也会将通缩传递给金融机构，造成内部系统性风险。
对于美国来说，能够做的除了在谈判桌上不断威胁，还有守住高端研发能力的阵地，同时，将Libra 这种看似虚无但更加自由主义的大杀器释放到全世界。只有守住信用+结算货币这个阵地，将自由主义的价值传播到更高的层次，无论是互联网世界还是现实世界，就依然具有半个身位的竞争优势，否则被拉下马就不是一句空话。
对于中国而言，已经成为全球生产力云服务平台，最大的危险是不开放，不包容，把客户吓跑另起炉灶，而不是与中国互动形成新的分工方式。
道路决定命运。

2019年仅剩不足百天，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很焦虑。如何从需求衰退中重建增长，如何从看不清的下行周期中发现机会，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难题。
全球化的终结，技术进步红利的末期，富裕人口增长的塌陷，加剧了需求萎缩和分配失衡，贸易赤字让债务压力更加尖锐，全球开始进入存量博弈。在以重塑“分配权”为目标的摩擦过程中，各个国家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类似动作：对内，各国积极参与对富人群体的跨国征税（CRS），对外，贸易保护提高关税以换取更大全球贸易收入的分配比例。即便如此，极端主义思潮依旧盛行，试图将整个全球的资本分配主线，从“市场主导”再次推向“暴力主导”。
危机时刻，以史为鉴，以邻为镜，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环顾世界，有过爆发增长、扛过衰退、经历过贸易摩擦，有过极端主义思潮并保持依然繁荣的经济体屈指可数。在《大萧条：反思1929》 一文中我们总结过，美国面对1929危机其实给出了不太有效的政策，最后还是战争红利和得天独厚地理优势，或者说是命好让美国度过了难关。能够扛过危机而国际地位不下滑，重新走向繁荣，从个人角度和国家角度都值得参考的大国，亚洲只有日本。
研究日本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方面，中日是海洋隔开的一组镜像，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完美对比实验。另一方面，近两百年中，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日互相纠缠相互塑造，比如，辛亥革命背后的支持者有日本首相犬养毅，在甲午海战、占领东北和朝鲜以及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军事力量实质上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经格局。
今天的日本比中国其实更传统更复杂，所有的经济问题背后，都是政治、文化、和历史的深度缠绕，无法做简单的展开。如果要真正理解日本，首先必须抛弃主义的有色眼镜，基于现实：
作为亚洲的文明之光，日本文化在最近的一千多年不曾因战争中断，作为宗教领袖的天皇的存在客观上保存了中国汉唐文明的海外一脉。
作为东方和西方文明交汇的桥头堡，日本融合了神道教、西方文明、儒家文化，既是东方文明的海洋版本，也是西方价值的儒家解读，在整个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日本用文艺作品消化了种种冲突，文化百花齐放，社会出乎意料的平静安宁，连黑手党都都彬彬有礼。
作为全球最快繁荣、最快进步、最快衰老的国家，日本不仅仅成功抵挡了泡沫经济衰退的压力，且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实验——如何应对全社会的老龄化和持续的通缩。
中国国内舆论曾经对日本极尽嘲讽之能事，文章标题多为“失去的二十年”。其实，真的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资格走下坡路的。
上坡路好走，“殖产兴业”已经是最佳实践。下坡路难走，相当多的国家是看见下坡就垮了，全球近200多个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几乎全凭一口仙气吊着，混吃等死。南美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50年代比肩美国，老天爷慷慨地赐予给了地球上罕见的自然资源，然而这几个国家一路翻滚下行，堪称失败经典。欧洲的边缘俄罗斯，更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全凭能源老本和苏联遗产续命。
正如赚钱的方式都是类似，亏钱的样子可是个个不同，下坡路上没有经验可循。日本走下坡路时已经世界第二，扛着老龄化、增长天花板和全球最大的地产泡沫找出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近10多年里每年捧回一个诺贝尔奖，满满新气象。
日本的成功并非没有代价，从明治维新之前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三次不同的社会思潮和与之配套的财富分配方式。
第一次，发源于明治维新。国家意识觉醒的日本从藩镇割据第一次成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启动经济改革。第二次，走向极端化的国家叙事，支持军事扩张，刺杀民主化代表人物，二战大挫败后，经济建设继续主导国家叙事的节奏。第三次，叙事走向个体叙事，经济泡沫破裂，老龄化，文化繁荣，个体叙事成为主流。
在国家叙事（言必谈国家，军事力量主导财富分配）和个体叙事（关注自己，市场力量主导财富分配）的两极切换中，日本付出了几代人的生命、热血和蹉跎。曾经昂扬向上的几代人，推动了日本的巨大变革和高速发展，但如今遍地“平成废宅”，以至于民间戏虐为“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满满的失落和挫败。
但是，这样的代价值得吗，颓废真的一定是坏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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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叙事，军事力量主导分配
昭和热血登上历史舞台
明清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华为师，学习文化和治理经验，同时闭关锁国，以武士、商人、资本家和地主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上千年没有结构性突破。直到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横滨。当时的佩里将军的舰队武力超过横滨港内的火力之和，震惊日本朝野，在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次年春天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以及贸易最惠国待遇。被迫接入全球贸易网络的日本大开眼界，见识了西方文明，脱亚入欧的念头剧烈生长。
一个国家的命运和路线，与他们的人口结构密不可分。1888年及之前的日本，是典型的海岛小国，农业艰难物产贫瘠，工业化和贸易为整个国家注入了巨大的能量，人口处于快速扩张，大量的新生儿，使整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这样的人口结构，就是最好的革命土壤。

1888年日本的人口结构
这个时候的日本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急于学习西方，所有的守旧势力被工业革命的威力所震慑，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就能影响国家走向。日本作为弹丸岛国，选择臣服先进生产力，确实是脱离饥荒和愚昧，进步最快的路径。相比之下，满清戊戌变法也是向西方学进步，不同的是大陆国家的保守势力更强，失败了。

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中）组织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与大久保利通（右1）、山口尚芳（左2）、木户孝允（左1）、伊藤博文（右2）等重要官员组织了百人团队访问欧美，历时1年多，以求改革之道。
快速扩张的人口提供了成功的保障，日本不仅仅最快进步，更成了亚洲第一热血，拼搏到令人发指，从天皇到民众一起慷慨激昂推动“脱亚入欧，全面西化”，勇气与决绝让人惊叹，成果斐然。明治维新之后50年左右，日本就跻身世界列强，不仅仅经济蓬勃向上，更在军事上战胜了大清国、沙俄，组建了亚洲第一海军，军事存在覆盖了整个远东。在国家叙事的狂热氛围中，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彻底爆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哪怕是世界第一强国，一切阻挡扩张的势力都会被铲除，哪怕是自己的首相。

1930年的日本人口结构，更激进的金字塔形
作为日本立宪制度的总设计师——首相伊藤博文还是低估了日本年轻人的狂热，以及人口和文化因素导致疯狂军事扩张。一直以来，日本存在了上千年的贫穷的武士阶层，在幕府倒台后逐步进入到军队体系，祖祖辈辈都是为主人抛头颅撒热血的，而且日本文化中并不怕死，追求像樱花一样的短暂而绚烂的人生。
更可怕的是日本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下克上”（げこくじょう）传统，身居下位的人在军事或者政治层面战胜或打倒了身居上位的那一方。用中国的俗语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造反基因。天皇高居一旁，看着幕府们从镰仓时代开始一代一代的“下克上”，不断的武力夺权，新的将军弄死老将军。
这样的权力交替程序是野蛮的，本来伊藤博文计划通过政党雏形的“政友会”来逐步培育官僚集体，引导日本进入民主化进程，（李鸿章也有认同，后来的慈禧准备君主立宪也是受时代感召）但是，两场针对首相刺杀终结了民主化进程，并将日本带入了一条“激进热血”的军事路线。
1909年，已出任朝鲜总督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韩国刺客安重根刺杀身亡。
1921年11月4日，“政友会”的新一代核心人物，主张对外和平发展的“平民首相”原敬被铁路员工中冈艮一刺杀（刺客后来被轻判，并加入日本军队）。

左为伊藤博文与朝鲜太子，右为山县有朋
本来，伊藤博文不会死。甲午战争一开始伊藤博文是反对的，他的东亚战略重心一直在朝鲜，致力于将“大韩帝国”转变为日本的属国，反对将日本卷入更大范围的战争。但是，陆军大军头山县有朋瞒着伊藤往朝鲜运兵，试图一举将清政府的势力从朝鲜赶出去，这一举动打破了脆弱的军事平衡，战争才打了起来。深受其害的朝鲜人也因卷入甲午战争，因此在哈尔滨发动了刺杀行动。
伊藤博文死后，缺少了鸽派的制约，鹰派的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全面主导了日本军政大局。作为从基层摸爬滚打上位的长州藩军士，山县有朋凭着卓越的胆识，从倒幕维新一路晋升，成为日本对外战争的总指挥。他不仅仅推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更一手建立了新的征兵制度、陆军幼年军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构成了整个职业军人体系，形成了一套从小孩到热血军官的全套生产线流程，成为当之无愧的“日本陆军之父”。
这些自幼与社会隔绝的军事环境下出产了大量无比忠诚非常优秀的的“职业军人”团体，比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陆续分配到陆军省、参谋本部和驻外情报机构锻炼，为更大的战争而准备，也为日本的狂热扩张埋下了巨大的地雷。
山县有朋谋篇布局宏大，以很低的军事代价帮助日本换取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仅仅挑战大清朝的甲午战争就换来了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几十年的财政收入，战争红利惊人。但是，热血驱动的政治系统是发散的，无法稳定到一个平和的社会状态，山县有朋一手建立的军校体系成了最大的系统漏洞。
虽然门生遍布朝野，这些从小脱离群众的军校毕业生们就头脑太简单了，仗着人多势众，仗着自己“爱国”，越来越热血，越来越冲动，越来越胡来。被发动起来的年轻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代表陆军派系的山县有朋死后，不同的军国主义势力暗流涌动，诸多法西斯组织在陆军和海军不同派系的军人团体中逐步成长——比如与孙中山关系不错的“黑龙会”。
当然日本军方并非铁板一块，陆军内部就分为统制派和皇道派，内斗不休，代表海军势力的萨摩藩派系也非常眼红权势熏天的山县有朋，毕竟曾经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谁不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来壮大自己。海军系统利用伊藤博文留下的一个法律系统漏洞——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的“天皇统帅陆海军”，选择了被压抑被虚化的天皇结盟，将神权、君权、军权完美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战争机器。那些认为天皇不应该统帅军权的反对派，陆续被打成了“和奸”。伊藤博文曾经设计的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被军人的刺刀彻底摧毁了。
上层政治的变革并不足惧，更可怕的是民意的激发，贫穷的中下级军官（原来的武士阶层） 的行动，为整个日本的变化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1932年5月15日，日本昭和7年，11名日本海军少壮派军人闯入总理大臣官邸，刺杀了护宪运动领导者犬养毅首相，还袭击了东京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和城市周边的变电所，史称“五一五事件”。
本来军官的行为只是单纯的恐怖主义，刺杀首相本该军法处理，但是，在审判前，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是由全日本各地的同情凶手的民众发起签署，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审判中，十一名军人拒绝辩护，抱着必死决心陈词，“弘扬”他们对天皇的赤诚与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十一位新泻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十一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十一根手指表示他们的衷意。
如此请愿，全日本轰动了。观众和审判官等都被感动而流泪，全日本为“爱国者”展开轰轰烈烈的减刑运动，国粹主义舆论达到最高潮，国家主义借机升级，对外扩张成为民众支持的主流。
这次轻判，为日本下层军人打开了一扇野心勃勃的上升之路，理想主义和个人利益的结合，不惜生命鼓吹战争，甚至不惜生命发动恐怖行动刺杀首相，军人们知道，人民群众会支持他们这些“爱国者”。
随着军方势力的不断强大，后来还发生了二二六兵变等更严重的事件，但整体看来从明治维新以来幕后影响日本政策的日本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等全部让位军方，生产建设让位于对外扩张。二战中，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负责宣传教育的“文部大臣”，曾有名言：“物资不足，我们不怕！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

运送甲级战犯的大巴车上。前排左一为皇道派战争狂人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他主张天皇亲政，占领亚洲，决战苏联。二排左一是东条英机。
无可匹敌的群众运动越来越猛烈，就像没有起落架的自杀式飞机；上了飞机，就不可能活着下来。本来想退缩的山本五十六因为害怕被基层官兵刺杀，离开东京从海军部去舰队做司令，继续战斗。迫于美国压力想要从中国撤兵的首相近卫文麿，正逼蒋介石和谈，结果，热血志士们和武士阶层出身东条英机出面，说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出身贵族且贵为首相的近卫文麿只能辞职。更荒唐的是，最终的中途岛决战，只能由胆子大的陆军大将南云忠一指挥海军联合舰队，最终一败涂地。狂热，官僚化和疯狂的政治正确，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二战结束后，人口结构带来的群体惯性并没有消退，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失败后，这个国家又向另一个方向猛烈冲刺，在经济上再一次逼近美国，并希望买下美国，从经济上主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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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叙事，经济力量主导分配
从昭和热血到平成养豚

1964年东京奥运会
二战后，军事力量主导分配的时代戛然而止，经济建设成为时代主旋律。蓬勃的热血和快速膨胀的人口，加上越战和朝鲜战争的红利，日本又站了起来，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1970年的44亿美元，猛增到1971年的154亿美元，一年增长了4倍，迅速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日本刚站起来，美国却扛不住了。一方面深陷20年之久的越战泥潭，另一方面，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和中东战争，让美国陷入滞胀。1971年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解体了，人们大量挤兑美元换黄金，欧洲的出租车司机们甚至明确表示不要美元。确实因为穷，美国人需要重建贸易平衡，改变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状况，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提高日元汇率，同时，美国也与欧洲多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1985年9月22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及西德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本身是公平的，毕竟西欧和日本的复苏，美国功不可没，重新商定协议很正常，但是，协议本身带来的资产泡沫，让日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不好判断。

灯红酒绿的80年代末
1986年4月7日，在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主持下，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询机构“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发表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通称为《前川报告》。
《前川报告》中提出了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市场准入和促进进口、稳定币值、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合作，财政金融配合等方向性政策。报告发布后，日本开启扩张性货币政策，连续5次下调官方贴现利率，从5%降至1987年的2.5%降低了50%，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同时，日本金融自由化逐步开展（利率市场化、汇率浮动、资本项目开放等）；1987年5月实施紧急经济对策，进一步刺激经济，叠加人口红利的释放，经济延续繁荣。
一场有意为之，由首相鼓吹的巨大泡沫迅速吹起来了，是私人算盘，还是一盘政经大棋，只能私下揣摩。我们只看到，大部分的日本人膨胀了。父辈在战争上输掉了，我们这一辈人在经济上把美国人踩在了脚下，太牛逼了，所有人都陶醉了。殊不知，泡沫经济就像是裹了糖的原子弹，令人痛苦，令人沉醉。也许是人性的通病，日本泡沫经济的历程和美国20年代的黄金岁月100% 完整复刻，膨胀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金融管制放松，鼓励投资。日元升值降息，大量银行自己大量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催生了全球最大的房市泡沫和股市泡沫，一套东京住宅当时的均价已经是12万人民币/平米，一般是当时日本中产家庭40年的收入总和，如果按照当时日元的购买力计算，比今日的京沪房地产还要夸张几倍。
一样的股市暴涨，汇市暴涨。东京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100倍以上。1989年日本股市达到顶峰，日经225指数最高攀升至38915.87点，市值高达18900亿元，东京证券交易所，占了全球证券市场市值的28%，成交量比老牌的纽交所高出2倍。日元汇率飙升3倍，大量日本家庭主妇成为今天外汇市场的主力军之一——“和服炒手”。
一样的奢侈消费和分期消费。在纽约在巴黎，挤满了从日本去海淘的人。日本人当年消费了全球70%的奢侈品。房地产和股市的财富效应让日本人敢于大量分期消费，全世界游玩搜罗奢侈品，今天东京的中古奢侈包包如此有名，全靠当年的阔太太们够豪，打车回家小费都上万日元的给。
日本的名义GDP增长率自1986年的2.83%冲高至7.15%。整个社会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企业在世界各地投资房产，上层社会纷纷用打高尔夫或滑雪来彰显自己的身份，普通上班族也都挥舞着万元钞票争抢出租车、经常出入银座等高档消费场所。这段经济景气的大好形势，从1986年12月开始至1991年9月结束，持续了58个月。
泡沫中都会膨胀，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最厉害的地方是，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虽然做事死板程序化，但为了长远利益和战略核心，愿意作出巨大的调整和牺牲，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敢捅自己的首相，和平时期首相敢捅人民群众的超级泡沫。


经济结构转型期日本的指标变化，真正深刻影响日本经济的还是石油危机
因为身处多地震的岛国，极强的战略危机感是写在了日本人的DNA里。作为战略纵深小，人口稠密的外向型国家，日本有三大战略安全不可触碰：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全球贸易安全。广场协议压制了日本的贸易收入，中东的石油压制了日本的贸易成本。如果未来再来一轮19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将非常剧烈，随时可能成为致命一击。
与其被外部力量打倒，不如自己动手推动转型，转型之前，1985年起由日本政府通过宽松政策推动的经济泡沫。泡沫是一次巨大的资源交换，交换完毕，然后就到了为了战略安全，捅破泡沫，割韭菜出清的时候。
当然，捅破泡沫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的长远安排：第一，产业升级。早在《7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中，日本为了克服日元升值可能带来的萧条，就力主推动：中小企业的国际化，重视环境，以人为本和知识密集化等四个目标。
第二，淘汰落后产业。日本是岛国，能源粮食都在别人手里控制着，要往上走，只能做人口占用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尖端的事情，而不能做傻大黑粗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早期为了发展，什么行业都做，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增长粗放，高能耗，高污染问题突出，但重化工业比重非常高，而且普遍追求数量生产，高精尖产品领域差很远。为了实现转型，日本政策上支持创新，其他该死就死，并且限制企业规模，人力密集型的业务统统去海外做。那些被淘汰的企业，聪明的已经在牛市中完成了套现，进入到产业升级或者海外发展进行资本输出的阶段，不聪明的，只能就地掩埋了。

日本历年的对外投资，泡沫时期聪明的资本主动进行产业转移建设海外新日本
第三，淘汰一批人。利用大萧条，淘汰一大批中年人，对于已经无力进入国际化时代的中年人，放开色情业管制和AV，让他们看色情片消遣，看动漫，让他们醉生梦死，对于还想工作的，一边通过政策稳定和社保支撑，另外对于服务业减税，让中年人们去开出租端盘子。
其他还有政策，比如推动大型企业搞太阳能研发和氢能源开发，推动核电建设等等。对于支柱性产业如钢铁，石化，水泥，造纸，电力，化肥等耗能产业都制定了严格的节能目标。推动工业企业向附加值高而且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当时的日本与今天的中国，基本如出一辙。
日本的安排很缜密，滴水不漏。普通人眼里看到的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赤字率逐年抬升，大批工厂企业倒闭破产，普通人的财富持续缩水，甚至出现厌消费现象，政府眼里看到的是长期的战略安全正在提升，以及财富的重新配置的过程。
1989年，官方开始戳破泡沫。日本央行率先开始加息，连续5次上调官方贴现利率，从2.5%升至1990年的6.0%，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下行，财政政策也开始紧缩。1992年4月，大藏省出台了开征地价税政策，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名义GDP显著下行，1993年接近于0%，股票市场近10年的大牛市终结，日经225指数自38915.87点连续下行，不到两年跌去一半还多，房地产市场崩盘，所有城市土地价格指数连续下跌。

大概2010年前后日本6大城市的房价水平才降到和1983年接近，20年的大熊市
看起来无奈的大萧条，一切安排的明明白白。这一波牺牲掉的是日本的团块世代（1946年～1950年出生），他们中80%属于工薪阶层，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脊梁骨，但是，他们没用了。
遭遇危机时，他们约在40岁左右，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富足的一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如今，有20%的人存款不足100万日元（约6万元人民币）。目前，这群人中，67.7%的人还在工作，28.7%的团块世代需要照顾长辈，同时，需要给子女经济援助的人高达31.7%。要知道，他们本该于2007年开始逐步进入退休年龄的一群人。
打击这群人的除了下岗，还有炒房失败。贷款买来的房子，5年后就剩下20%的残值，贷款还得继续还，工作却没有了，房子卖了也填不了坑。这样的糟心的事情，持续了20年，偏偏还高寿，退休了还得啃老，心里有多堵，难以言表。有日本学者形容一个“下流社会”，大部分中产会堕入贫穷，这样的过程也正在中国发生。中产阶层是行业兴旺时受益的产业工人和初级管理者，他们受益于行业的红利和全球化，但是，往往会在10年左右随着技术更迭和行业周期逆转，失去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如果不够进取，往往会被快速淘。通过这批人的淘汰，日本社会完成了彻底的产业出清和升级。但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随着人口变化，和文化的进一步放开，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撕裂的伤痛困扰着原来的中产，富裕而颓废的精神覆盖了大量的年轻人，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承受着整个阶级被系统出清的巨大痛苦。
其实，不仅仅是日本，从法国的黄马甲罢工，到铁锈带产业工人抬着川普进白宫，所有的中下层阶级（主要是产业工人、农民和白领）都在无力的愤怒和嘶吼，他们慢慢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渐渐失去反抗的力量。从获得金棕榈大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 到韩国电影《寄生虫》电影，全球中下阶层的挣扎尽收眼底。只是剧中韩国的保姆杀掉了自己的主人，而日本的小偷家族充满了爱，情绪不同，苦难都是一致的。


《寄生虫》和《小偷家族》反应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的一个侧面，激起巨大的共鸣
面对中下阶层的痛苦，日本政府的准备极其充分，以宅文化消费理念的崛起来替代国民的意识的虚无。各个娱乐产业迅速发展，唱片销售记录屡屡被打破，动漫、游戏等二次元产业的发展已经弥漫到中国，2010年以后，御宅文化甚至成为日本国家品牌战略之一，平民偶像、养成系偶像团队的如雨后春笋纷纷崛起。

经典的浮世绘与动漫的结合
放开了文化产业，更放开了色情业和AV产业。本来，在日本贩卖淫秽色情产品是有罪的，为了让被淘汰的一群下岗职工们满意，心机婊一样的日本政府居然在80年代就放开了AV产业，经济泡沫还没破，先把相关的心理安慰的产业培育起来。一时间，数万家公司冲入AV产业创业。
著名的“AV帝王”村西透当时还是一个因为贩卖色情杂志被警察抓住的游戏机经销商，他被放出来后在1984年开始二次创业拍AV。他将整个行业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从演员到作品呈现，都有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并且接连捧出了黑木香、松坂季实子、樱木露依等多位AV女优，Netflix 还专门拍摄了关于他的电影《全裸导演》，真的是100%的人生赢家。
此后，日本迅速成为全球黄色电影的制高点，日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简称“映伦”。这是针对所有公开放映的日本电影、媒体进行审查之机构。更不要脸的是，1991年，“映伦”举行了“Video Soft Maker感谢祭”（相当于日本AV界的奥斯卡奖），并租了豪华游船做主办场地，加上又有为数达80个的当红AV女星参加，一时成为AV界的业内盛事。

Netflix拍摄的《全裸导演》反映日本AV行业的巨大崛起和村西透的发家之路

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一群老年大叔在审阅色情片
动漫、AV、音乐、游戏，齐开花，这些手段也让中下层沉醉在虚幻的世界里，虽然也有奥姆真理教这类邪教趁虚而入，但整体上社会矛盾冲突相比其他同样转型时期的国家减少许多，堪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的成功典范。只是，75%的城市化进程、高昂的地价导致了剧烈下滑的人口出生率，这让日本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的新生儿从1975年的200万下降到1990年的120万，劳动力不足，整个日本社会的叙事逻辑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彻底变了。
每个时代的核心叙事逻辑，主导了这个时代财富分配的方向和路径，这是环境和民意的合力，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作为亚洲第一强国，真正让日本的国家叙事，走向个体叙事的原因不是原子弹，不是贸易摩擦，而是富裕+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社会思潮的彻底反转。
在家国叙事的年代，年轻人多，大多数人还很贫穷，参与战争就是参与建设和财富分配。虽然战争残酷，随机死亡的枪林弹雨中，血与火的抗争中依然有昂扬的灵魂，生得伟大，死的随机，活得光荣，大鸣大放。
在个体叙事的年代，物质世界的建设已经有昭和男儿们完成了，未来还有机器人帮忙，个人精神消费是唯一的空白和持续的需求。年轻人与其努力为物质拼搏，一出生就成为“代价”的标签，不如开开心心的颓废一辈子，反正有社保也饿不死，生得欢喜，死得注定，活得无力且不留痕迹，不好吗？不都一样吗？
青年人不再热血，拍AV，约素炮，宅，追求电子偶像“初音未来”，从亚洲第一军事强国变成了成为一个对国家精神和性都不太在意的禁欲系食草男团地，佛系到极点。
多年前，在日本自卫队的一场演习中，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当时一名坦克兵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将坦克内部的显示器连接到游戏机上，结果被巡查的长官发现。长官臭骂：“这么散漫，如果真打起仗来怎么办？”这名士兵满不在乎地辩解道：“如果连我们陆军都已经参战，那说明空中和海上自卫队已经完蛋了，我们还是直接投降会比较好吧。”   要知道，这可是曾经高喊过“一亿玉碎”横扫亚洲的日本军队。

日本风格的游戏《阴阳师》
对于新人来说，现实给予的舞台太小，必须要非常努力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顶尖角色，才可能获得人生的高光时刻。既然父辈们努力一生就是为了衣食无忧，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呢，已经实现了呀？我们没有那么多物质需求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拒绝认同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沉溺于电脑手机和游戏机所营造的虚拟世界。

2015年日本的人口结构
今天的日本就是10年后的中国。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和日本青年非常类似了，我们的财富机会和未来状态，都会是高度趋同的。
老龄化会让中国青年迅速泄掉所有的热血和亢奋，让年轻人拒绝加班，拒绝996，拒绝压榨，因为劳动力供给不再廉价，所有人都相对富裕，公司规模会迅速变小，大企业日渐稀少。所有的现有产业和新的产业，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都需要适应低增长和全球化竞争。面向成人的教育、面向老人的医疗和面向全世界的文化，是我们未来30年的增长主轴。今天的中国谁不知道机器猫、奥特曼、克塞号、樱木花道、七龙珠、柯南、海贼王、火影忍者、银魂、进击的巨人、生化危机系列、魂系列、塞尔达、鬼泣、马里奥和宠物小精灵？制造业的需求和产值占比是有上限的，未来会不断收敛，文化产业却是无限的，甚至是人们需求的最主要部分。
今天的“平成废宅”其实是一个物质充裕时代的正常人应有的样子。工业时代需要人不断工作，新的时代需要人不停参与，不停创意，贡献日活也是一种贡献。

2014年的中国现状与日本70-80年代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方向
日本的过去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是机会，还是风险，是新的增长路径，还是衰退的下坡路，其实全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引用狄更斯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东京目黑川的樱花

作者：ray dalio
关于那个经典的危险旅程，您已经听过我多次描述，但是冒着无聊的?险，我会重复一遍。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生中从未?过的经典旅程，尽管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近一次是在1930年代后期。它由同样推动1930年代后期动态变化的强大力量所驱动。特别是现在，就像1930年代后期，但是又和之前的时期不完全一样，这三大力量正在融合。他们是：
1、自1930年代末以来，存在最大的财富和政治鸿沟，这导致左派?粹主义者和右派?粹主义者之间出现冲突。如果要以历史和逻辑为指导，似乎有理由担心，富人和穷人与左翼?粹主义者和右翼?粹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会变得更像战争，他们的战斗后果可能会变得更像战争。破坏了经济的有效运 作以及政府的有效运作。逻辑表明，历史已经表明，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更大的冲突导致:a)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法律的尊重和妥协艺术的减少，以及b)对相对权力的考验不断增加，使用“紧急权力”来获得和使用比这些行为意图更多的权力。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可能将是我们一生中看到的 最大的意识形态冲突，接近1930年代极端的法?斯共产主义冲突。选举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 税法变化和财富重新分配，这将对市场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当我想象下一个经济下滑与现在存在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会是什么样时，我预计它将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丑陋的，某种形式的"货币政策3.0"将不得不发生否则经济萧条将不会得到纠正。要实施MP3.0（“Monetary Policy 3.0”）型货币政策将需要非常大的财政支出和庞大的预算赤字，这将通过以下方式来资助:a)大幅增加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以及b)中央银行印制货币并购买来自赤字产生的债务。通常，这会导致资本外逃，因为投资者试图逃避这些事情，这往往导致资本管制，目的是将资本保留在该国和该货币中以便可以更轻松地对其征税和/或贬值。因此自然而然地，我不禁要问，如果情况如我所说的样子，那么这种及其偏离惯例(即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限制资本流入中国是否会遵从我所叙述的步骤。
3、崛起的大国(中国)正在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这很可能导致它们之间在许多不同问题 上发生更多的冲突。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导致战争的?险增加，通常以四种形式出现:贸易战，资本战，技术战和地缘政治战。就贸易战而言，您可以亲眼目睹它们(因此我不会深入研究它们)， 并可能将自己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及1930年代多个国家的各种关税进行了比较。关于资本和货币战争，必须考虑美国总统有能力单方面切断流入中国的资本，并冻结欠中国的债务，并采取制裁措施禁止与美国进行非美国金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拟议的限制美国在华证券投资的步骤使我既思考此步骤的含义，又想知道这是否在朝着更大的步伐迈进。对于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观点，可以看看美国在19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冻结日本资产和对日本 实施石油禁运的情况。他们展示了使用特殊紧急权力是如何使总统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根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当今总统最容易获得紧急权力。它使总统有权单方面施加资本和外汇管制，冻结资产和/或资产(票息)付款，并迫使资产剥离，以应对从来自美国境外的“任何异常和非同寻常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经济”。认识到可以使用这些举动对资本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美国债券的利率水平以及它们即将出现的赤字和货币化，如果您是持有美国债券的对抗性外国投资者，您会感觉如何?当然，中国倾销美国国债也将带来其自己的可怕后果。无论如何，从过去不必担心此类事情，现在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需要担心它们。关于技术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了与华为合作的矛尖，我们(Bridgewater)向您广泛介绍了双方可以想象的举动，因此，我将不对其进行更多修饰。就地缘政治战争而言，这是一场以传统的中国方式进行的势力之战，它悄悄地获得力量并向对手展示这种力量，以使他们意识到退缩比战斗好。这肯定在亚洲发生，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各国越来越多地选择与美国还是中国保持一致。当出现这种选择时，他们通常会根据经济和军事计算来回答。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表 示，经济学倾向于与中国保持一致，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贸易规模 更大，资本流入也更大)，如果美国愿意使用军事支持，那么军事支持就会对美国有利，尽管美国他们支持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同时，相对于美国，中国自身的军事能力(包括网络能力)正在提高，尤其是在亚洲。结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悄悄地赢得了地缘政治战争，特别是在亚洲。至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2020年选举，因为这将决定参与者是谁。在那之前，行动和协议更多的是让剧院在人群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真正的交易。选举之后真实的画面将会浮现。从?远来 看，除非有任何重大冲击，时间站在中国这边，因为它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改善自身，并且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是否会a)和平地朝着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发展，中国是东方的主导力量，美国是?方的主导力量；或b)由于二者不同的类型带来的各种痛苦的战争。
在这三类主要影响因素的每一种下，我已经想象了事件的详细序列，这些事件将如何发展，取决于过去事件序列是如何经典上演的以及它们在当今如何合理地上演。我这样做是为了比较事件相对于期望的传播方式，如果它们基本相同，则我认为序列将按照想象的那样继续；如果它们不同，则我放弃理论并重新校准。对我而言，上周的发展似乎是这一经典危险旅程中最近的合乎逻辑的步骤， 类似于1935-1945年时期。四个附录以下是四个附录。附录1更详细地说明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如何发生与减少对 华资本流入的威胁有关的情况。附录2通过我的书《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摘录，叙述了1930年代后期的战争之路。附录3重述了由于“紧逼”而导致货币政策无法正常工作的各种时间，并提供了过去发生的各种货币政策3类财政/货币协调。附录4提供了资本控制和获取外国实体资产的法律依据。
附录1:更精确地说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可能发生什么确切地说，主管部?正在审查两项狭窄的措施。白宫正在考虑的第一个狭窄步骤是是否支持/推动参议员?可·卢比奥的《公平法》立法。《公平法》概述了如果中国公司不完全遵守美国会计和监督法规(例如审计要求)，则该公司从美国证 券交易所退市的程序。卢比奥(Rubio)参议员指出，?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愿允许海外监管机构调查本地会计师事务所，视察包括四大国际会计网络成员在内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并且在2013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要求审计师提供审计工作文件这一协议在中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结果，2018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指出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检查中国审核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审计公司的审计工作和做法时面临着的困难。讨论中的第二个狭义措施是可能的禁止(或限制)措施，在2020年阻止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MSCI所有国家/地区世界前美国指数——纳入约500亿美元的联邦雇员退休基金(FERF是政府的主要退休储蓄基金)。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支持该禁令的国会议员辩称，包括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在内的联邦政府雇员的退休资产将面临与许多中国人相关的“严重且未披露的重大?险” 在此MSCI指数上列出的公司。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推动这些讨论的动机和目标似乎各不相同:从想要执行美国会计和监督法规以实现互惠(参议员卢比奥的《公平法》法案)到减少某些中国公司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而获得美国资金(限制FERF按计划在MSCI中的发行)，最终使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脱钩，从而破坏中国的崛起。有些官员 (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试图限制中国获得美国资金的途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途径增强了中国的实力。中国是经济竞争对手和不断上升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其价值观与美国/?方不同。最近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用这种方式描述了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消灭的科学怪人是?方创造的，它是由我们的资本创造的。”还有其他官员试图限制这些措施，并将其与贸易谈判区分开来，以免加剧紧张局势，削弱市场并削弱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据报道，一些官员认为这些措施使美国在紧要关头增加了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的影响力。当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分界线进一步侵蚀时，所有这些美国官员似乎都对美国资本支持中国企业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对私营公司的异常影响，包括限制中国公司财务信息的发布。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想反对工业政策，例如新的“军?融合”计划，旨在加强中国技术公司与军方和《中国制造2025》之间的合作。反过来，这些讨论是在副总理预计于10月10日至11日访问华盛顿进行高额谈判之前几天进行的。重要的是，这些谈判将在预定的美国关税提高，可能的会议和华为许可证即将到期的阴影下进行。特别是，i)计划在10月15日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 30%；ii)中国和特朗普计划在11月16日至17日在APEC峰会上举行会议; iii)11月19日，华为的一般临时许可证到期，iv)计划于12月15日，对1600亿美元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具有高价值的消费产品，没有任何现成的替代品) (约87%来自中国)。附录2:1930年代的战争之路(摘自“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的第2部分，大约是1930年-1941年)尽管本章的目的是研究1930年代美国的债务和经济状况，但美国内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因为当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在富人(右)与不富人(左)之间存在内部冲突，这导致了更多?粹主义，专制，?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领导人，他们的?主国家赋予他们特殊的专制权力，以带来为了管理不善的经济。随着这些国家成为现有世界大国的竞争对手，它们还面临着外部经济和军事冲突。为了帮助传达1930年代的情况，我将快速浏览193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亮点，直到1939年欧洲战争正式爆发和1941年珍珠港爆炸事件。1939年和1941年被称为作为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开始，战争 实际上是在此之前约十年前开始的，因为最初受到限制的经济冲突逐渐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和日本成为更具扩张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们在资源和对领土的影响方面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竞争日益激烈，最终导致了战争，最终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哪个国家(美国)有权决定新的世界秩序。这导致了该世界秩序下的和平时期，并将持续到同一过程再次发生。更确切地说:1930年，Smoot-Hawley关税制度开始了贸易战。1931年，日本的资源不足，农村贫困加剧，因此入侵了中国的满洲以获取自然资源。美国想让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并在争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日本和美国之间却有着 重要的贸易往来。1931年，日本的萧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导致日元的浮动(日元大幅贬值)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导致日本成为第一个经历复苏的国家和强劲的增?(一直持续 到1937年)。1932年，日本发生了许多内部冲突，导致政变失败，右翼?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兴起。从1931 年到1937年，军方接管了政府的控制权，并增强了对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指挥权。1933年，希特勒以?粹主义者的身份上台执政，承诺对不良经济实行控制，为当时?主制的政治混 乱带来秩序，并与共产主义者作战。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他就完全掌权了。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使德国国会通过了《授权法案》，该法案赋予了他几乎无限的权力(部分是通过锁定政治对手并说服某些温和派让其认为有该行动有必要性)。他迅速拒绝支付赔偿，退出国际联盟，并控制了媒 体。为了创造强大的经济并试图为人?带来繁荣，他创建了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例如，希特勒 (Hitler)参与建立大众汽?公司(Volkswagen)，以制造一款价格更便宜的汽?，并指导了德国国?高速公路(Higher Highway)的建设。他认为，德国的潜力受到其地理边界的限制，德国没有足够的原料来养活工业军事基地，德国人?应该在种族上团结起来。同时，日本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日益强大，建立了军工联合体，其军事目的是保护其在东亚和中国北方的基地，并扩大对其他领土的控制。德国还通过建设军工综合体并寻求扩大和占领邻近土地而变得更加强大。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动荡，并加剧了右翼，军国主义和?族主义运动。由于自由市场不能为人?服务，因此导致了指令经济的加强。1936年，德国从军事上夺回了莱茵兰，并于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了一项条约。1936-1937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导致脆弱的经济减弱，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减弱。1937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日军接管了上海和南京，仅在攻占南京的情况 下，据估计杀死了20万中国平?并解除了武装人员的武装。美国向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提供了战斗机 和?行员来与日本人作战，从而使战争步履维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0年，德国占领了丹?，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在此期间，德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公司仍为国有，但其生产由各自的政府控制以支持战争。1940年，亨利·斯汀森(Henry Stimson)成为美国战争大臣。他越来越多地对日本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最终以1940年7月2日的《出口管制法》告终。10月，他扩大了禁运，将“所有钢铁限制在英国和?半球国家以外的其他目的地”。从1940年9月开始，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并利用欧洲对欧洲大陆战争的关注，日本入侵了东南亚的几个殖?地，首先是法国印度支那。1941年，日本通过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量，将“南部资源 区”加入其“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南部资源区”是欧洲大部分殖?地的集合体。东南亚的征服将使日本获得关键的自然资源(最重要的是石油，橡胶和大米)。后者是“大东亚共同 繁荣圈”，是由日本控制的亚洲国家集团，而不是(以前是)?方国家。然后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首都?尼拉附近的海军基地。这威胁到对菲律宾的袭击，而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保护国。1941年，为了在没有完全参加战争的情况下援助同盟国，美国开始了其租借政策。根据这一政策， 美国免费向盟国运送了石油，粮?和武器。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这笔援助总额超过6500亿美元。租借政策虽然不是直接宣战，但结束了美国的中立态度。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对日本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 出口。日本计算，两年内将耗尽石油。1941年12月，日本袭击了珍珠港以及亚洲的英国和荷兰殖?地。尽管它没有赢得战争的计划，但它想摧毁威胁日本的太平洋舰队。据推测，日本还认为，通过在两个战线(欧洲和亚洲)和其政治制 度中进行战争，美国将受到削弱。日本认为，本国和德国的极权主义和指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方法优于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方法。这些事件导致了“战争经济”的状况，在第1部分末尾进行了解释。附录3:过去执行货币政策3.0的需求和方式货币政策3.0将资金更直接地投入到了支出者手中，而不是投资者/储蓄者手中，并激励他们进行支 出。与一般富裕的人相比，更加富裕的人花在获得的增量金钱和信贷上的动机更少，因此，当贫富差距很大且经济疲软时，将支出机会导向较不富裕的人会更有生产力。逻辑和历史向我们显示，有一系列连续的刺激支出的行动，对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控制。一方面，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其中财政政策制定者直接通过政府支出提供刺激，或通过激励非政府实体支出而间接提供刺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向公?汇款，而无需与财政政策制定者进行协调，从而提供“直升机钱”。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如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可以激励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施加影响，这些政策有助于以类似于财政政策的方式塑造事物。为简单起?，我组织了这个连续体，并提供了以下每种情况的特定先前情况的参考。财政/货币协调可以采取三种基本形式:债务融资型财政支出的增加，加上购买了大部分新发行债券的量化宽松政策(例如，日本在1930年 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代)。由债务资助的财政支出增加，而美国财政部没有债务负担，原因是: a)支出与量化宽松政策相辅相成，即中央银行退还债务或承诺永远滚动债务， b)中央银行承诺印制钞票以偿还债务(例如1930年代的德国)，或者 c)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将用于刺激项目的政府以外的实体(例如，2008年向中国的发展银行贷 款)。直接将新印制的钱交给政府花钱，而不必费心去发行债务。过去的案例包括印刷法定货币(例如， 中国帝国，美国革命，美国内战，1930年代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或贬低硬通货 (古罗?，中国帝国，16世纪的英国)。印刷货币并直接向家庭转移现金(即直升机货币)。当我们提到“直升机钱”时，是指将钱投入到花钱的人手中，以使他们花钱(例如，中国帝国大萧条期间美国退伍军人的奖金)。这笔钱的分配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基本的变体是a)将相同的金额分配给每个人，或旨在某种 程度上帮助一个或多个群体胜过其他群体(例如，向穷人多于富人 )，以及b)一次性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作为普遍基本收入)提供这笔钱。这些变体可以与花钱的动机配对使用，例如如果一 年之内不花钱，钱就会消失。这笔钱可以定向到特定的投资帐户(例如退休，教育或专为小型企业投资而指定的帐户)，以将其 用于社会所需的支出/投资。制定该政策的一种潜在方法是将量化宽松政策的收益/资产分配给家庭，而不是分配给政府。大量的债务减记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创造(“禧年”)。(例如古罗?，大萧条，冰岛)。尽管我不会就每种建议发表意?，但我会说，最有效的方法涉及财政/货币协调，因为这可以确保同 时进行金钱的提供和支出。如果中央银行只给人们钱(直升机钱)，通常不如给他们钱去激励他们花钱。但是，有时制定货币政策的人与制定财政政策的人很难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其他方 法。
另外请记住，有时政策可能不完全属于这些类别，因为它们包含多个因素。例如，如果政府给予税收减免，那可能不是直升机钱，而是取决于其融资方式。政府也可以直接花钱，而无需中央银行资助的贷款，即通过财政渠道获得的直升?机资金。
中央银行虽然会影响整个经济的信贷成本和可利用性，但它们也有权通过其监管机构影响金融系统目标部分信贷的成本和可利用性。这些政策称为宏观审慎政策，在需要区分实体时尤其重要，例如，当需要将信贷限制在负债过多的地区，同时刺激经济的其余部分时，或者当需要向其他经济体提供信贷时，这些政策尤其重要。一些目标实体，但没有广泛提供。宏观审慎政策采取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大债务周期的所有七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因为在这里解释它们需要太多的篇幅，所以在我的书《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的附录中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如果您想更深入地研究，请查看该附录
附录4:总统减少资本流动的法律权力在行政长官的紧急权力下总统拥有广泛强大且主要是单方面的权力来规范与外国的贸易（贸易和金融），该权力已成文并已得到法院的确认（法院对总统在外国事务和国家安全上的判断表示极大的尊重）。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特朗普总统已采取的措施，很可能会利用其对资本流动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削减（例如，外汇管制），这是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IEEPA的第1701条授权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在美国以外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美国经济造成任何异常和异常威胁的源头。” IEEPA赋予总统酌情权“调查， ”，“禁止”，“规制”，“强制”或“禁止”，“进口”，“转让”或“获取”“任何外国或其国民具有任何利益的财产”。§1702 IEEPA的（a）（1）（B）授权总统对任何人“在美国管辖范围内”采取行动。自颁布以来的42年间，总统们根据IEEPA宣布了54次国家紧急状态，其中29个正在进行中。总统选择IEEPA来限制广泛的国际交易，同时扩大紧急情况的理由和限制的目标，例如，最初的目标是外国政府，后来IEEPA则以个人和非国家行为者为目标(恐怖组织)。历史(司法先例和国会无所作为)表明，特朗普可以大力/动用IEEPA，例如，将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阻止所有在美国的交易或冻结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美国资产，施加货币控制或限制某些或所有外国公?的外汇购买， 强迫撤资美国资产，阻止外国公司使用SWIFT付款系统，并禁止美国公司将服务外包给中国。特朗普总统将IEEPA列为法定权力机构，从而使他的“命令”可以使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中国的替代方 案”。除非法院成功地提出质疑，否则对特朗普IEEPA权力机构的唯一检查就是国会，而国会尚未试图使其无效。国会采取行动的政治?槛很高-在IEEPA下，国会可以通过联合决议使紧急状态无效。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联合决议是不够的。国会必须为此目的通过立法，例如修改IEEPA，以限制总统的紧急权力。特朗普然后可以否决立法。压倒否决权需要在两个会议厅中占三 分之二多数。
历史先例总统在IEEPA之前使用紧急权力的先例很多。在IEEPA于1977年颁布之前，总统的紧急权力(使能广泛的商业监管(贸易和金融)监管)被固定在1917年的《敌人贸易法》(TWEA)中。美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颁布了该法。第5条战争期间，TWEA代表向总统授予了广泛的战时权力，以规范各种形式的国际商业和金融流动，并冻结或没收任何外国资产。虽然按1917法案要求应该宣布战争，但随后于1933年对其进行了修改，以允许总统在和平时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该宣言赋予总统在国内和国际 交易中广泛的权力(该修正案是由于大萧条而产生的，罗斯福总统援引经修订的TWEA的第5(b) 节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下令进行银行放假)。具体来说，1933年的修正案授予总统权力:“通过许可或其他方式调查，调节或禁止...通过任何外汇交易，银行机构之间的信用转移或付款...以及出口，存储，融化金，银硬币，金条或其他货币，无论美国境内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例如，为了拒绝德国获得在美国的丹?和挪威资产，罗斯福总统根据1933年修订的《 TWEA 法》赋予他的权力，发布了8389号行政命令，冻结涉及丹?人和挪威人(及其资产)的所有金融交 易。1941年6月，罗斯福总统根据第8785号行政命令，将冻结资产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得到了TWEA的支持。
下文根据赵建博士西泽研究院内部形势策略会发言整理，有删改。
摘要：除了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中国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房地产来传导和支撑。房地产的“波粒二重性”体现在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双重属性，政策面的“信用+财政”双重属性。然而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像一个有害物种一样侵蚀着经济生态，使整个实体经济越来越缺乏“赚钱效应”，最终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政策和市场“双失灵”。在经济下行期，中国经济要摆脱房地产依赖症实现高质量发展，类似飞机高空中换引擎，具有较高的宏观风险。综合平衡下的次优选择是，建立“双引擎”动力模式，在保证经济增速不失控的基础上让市场自己去寻找经济新动力。所以珍惜宝贵的改革时间窗口，反思拖延式改革的弊病和根源，切实改善民营和外资的营商环境，管住行政系统“闲不住的手”，回到十八大深化改革的初心，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摆脱对货币和产业政策的依赖，是中国经济摆脱房地产依赖症，实现由外生增长向内生增长转换的关键。
一、周期变得紊乱，投资进入“冬藏”时间
刚才几位投资人都是从实务的角度，从行业和中观的视角去思考大环境的趋势，普遍不是很乐观，找不到确定性的夏普比率比较理想的资产。刚才x总说，怎么感觉现在干啥都不赚钱，长期的项目又看不清政策前景，没有投资的信心。
其实这些都很正常，经济下行周期，去库存和产能的时间，做投资的应该“冬藏”。做投资不看大环境，在冬天播种那就不符合经济规律。季节有春夏秋冬，经济也有春夏秋冬，所谓宏观风险不是经济周期内生变化的风险，而是由于外生扰动过大过频导致的“极端天气”出现的情况，也就是重尾风险。如果政策冲击太大，气候开始变得紊乱，极端气候频发，这是对投资最大的伤害。
所以现在搞投资的，我觉得不再是看你的进攻系统，而是看你的防御系统，也就是你对宏观风险的对冲能力，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的管理能力。能不能将资产组合的选择和配置放到社会有效前沿上，也就是收益既定下的风险最小化，或者风险既定下的收益最大化，保证你的风险定价满足最优，这就决定了你是“镰刀”而不是“韭菜”。不在资产有效前沿曲线上的组合就是“韭菜”，因为他们的风险—收益性价比比你的低，存量博弈下就是“补贴”了你。所以说失去经济增长速度的支撑，存量交易下的金融就是个“互害”模式。脱离实体经济的自生长，或者说经济L型与金融J型的错配，应该说是中国过去几年最大的宏观错配。
图1.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背离

再来看现在的大环境，我觉得全球面临一个比较紊乱的周期。寻找确定性的主线越来越难，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了，如果一个模型内生变量太多，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过多就会超出人脑线性计算的能力。所以桥水基金一直致力于建设超级计算机，用来运算超级对冲模型，变量和高频数据太多，必须要用电脑。过去稍微简单的是政策变量可以看做是外生的，所谓的央行的独立性，政策层的固定规则或者守夜人的角色。现在央行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经济系统中，在金融市场上作为金融机构的大型交易对手。过去政策层的操作规则透明和固定，现在基本都是相机抉择。这时候，就需要把政策面也作为内生变量放到投资模型中，无疑加大了制定策略的难度。
货币政策有一个演进过程，凯恩斯时代是反通缩，靠降低利率和财政投资。货币主义时代是反通胀，所谓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是两个极端，沃尔克坚守固定规则，夯实金融规范发展的基础；格老则埋下了大宽松大波动的种子，他崇尚的是低利率。而后任者伯南克80年代的论文还坚持通胀目标制，在他的论文“货币政策该为资产价格泡沫负责吗”，还是坚持“只要资产泡沫不影响通胀，就没必要干预”。但你看他上任美联储主席后，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最坚决，同时也开启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这是以前的央行行长不敢想的。所以，现在明斯基、达里奥的货币和债务理论开始成为显学，MMT理论成为热点。这个时候各国央行都战战兢兢，害怕货币供给不足造成新的大萧条——由资产泡沫紧缩造成的大萧条。但现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还能坚持多久，尤其是在全球超级债务周期的末端，负利率越来越普遍的气候环境里。宏观政策失灵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表1. 样本地区基准利率下行趋势
数据来源：Wind、西泽研究院

二、经济著陆的宏观风险：摆脱房地产依赖类似飞机无动力滑翔
从中国来看，现在处于又一轮减速换挡状态。就像一架飞机，过去一直在天上飞，2014年换过一次档，所谓的L型经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需要再换一次，把速度再降一个挡位。官方语境过去是“新常态”，现在是“高质量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模式切换过程。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称为经济着陆，或者学术上说的“减速治理”。因为中国经济这种结构，或者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这种要素推动型模式，必须要一定的总量增长速度才能维持住。经济增长速度降的太厉害，很多人没有机会“上车”，失业、贫富差距、债务违约等一系列风险就会暴露出来。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但物价问题，房价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等没有妥善解决，就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对冲这些宏观风险。所以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还是必要的，除非已经形成了现代经济的基本结构，用好的结构来承载总量波动的风险，才是真正的“软着陆”。否则“飞机”一直降不下来，到最后燃料——要素红利——耗尽的时候，依然在天上，后果不堪设想。
当前影响经济“软着陆”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房地产，因为最近十年中国经济还能在天上飞，所依靠的引擎主要是房地产（过去靠工业化、全球化，最近十几年的动力是城镇化）。我一直主张不要对房地产业“妖魔化”，它只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门类，而且是非常重要又特殊的一个门类，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体现在它的“波粒二重性”，需求侧是“消费+投资”的二重性，政策面是“信用+财政”二重性。宏观上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压舱石”，中观上拉动50多个行业，微观上是老百姓财富的“诺亚方舟”，所谓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还是得看房地产——看看房价涨了多少，工资才涨了多少。当然还要看有房阶层的占比。
但恰恰是这种多重属性，使得房地产具有极其强大的“核能量”，一方面助力了中国经济在工业化末端继续腾飞，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金融的高速膨胀，所谓的中国式“金融加速器”，本质上是信用和货币创造的问题。一切都是度的问题，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确切的说不仅是实体经济，还有金融体系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后者，在工业化末端实体经济好的项目日益缺少，“自生长”的金融体系开始过度投资房地产，通过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扩大货币发行和信用膨胀后（抵押品）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就是房地产金融化的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会导致房地产过度化，从整个社会福利来说再发展房地产是有害的了。
上面说的是经济和市场对房地产的依赖，其实还有一个过度依赖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当前货币、信贷和财政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离不开房地产。看现在的货币政策，无论是降息还是降准，只要房地产起不来，信用就无法创造，宽货币到宽信用之间就千山万水，传导不过去。因为现在信用还是靠抵押品，没有抵押品的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会做，比如说依靠对公司和项目前景的测算，那是投行的业务逻辑。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金融大而不强，世界第一大金融产能和货币总量，但是只要真正的投行（非通道）发展不起来，就难说金融强国。当然我们的支付服务全球第一，但那始终不是金融产业链附加值最高的一环。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个不仅是“钱袋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分税制长期积累的制度成本——为了抑制“藩镇势力”上收地方财力，但却迫使地方政府卖地平衡财政，造成天量的债务（最可怕的是隐形债务，现在都是拖着），消耗的却是中央的信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房地产问题是央地博弈矛盾积累的集中体现。
但是，当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房地产的边际作用正衰减到接近临界值。有学者测算，如果房价收入比超过9，房地产对拉动经济就不再具有正向效应。也就是说，当房价高到一定程度，综合测算房地产过高带来的要素成本上涨和再分配带来的负向激励等供给侧的成本，房地产投资每拉动1单位GDP，其它方面带来的拖累对GDP的负向侵蚀大于1，综合效应将是负的，这还不算其它隐形的社会成本。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40，即使扣除中国特殊的一些因素也是过高。在政策层面，过去依靠房地产创造信用，也就是作为核心抵押资产来派生货币，现在在房企和居民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或者即使能继续创造信用，但是同时也在制造系统性风险，而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已经为负。最为重要的是，土地财政模式正在走向终结，地方政府卖地竟然开始亏钱，今年上半年土地转让金收入减去支出，竟然还亏了5000多亿。因为房价飙的这么高，土地拆迁成本、公共设施配套成本，再加上地方政府将一些支出也列入，收支相减已经为负。对于我们这种政策主导的经济模式，财政是关键中的关键，现在土地财政开始亏空，说明在政策层面依赖房地产也难以持续。（我咨询过一些地方的财政官员，问他们土地转让金净收入为负为啥还要卖地，他回答是财政收支两条线，要走量才能有政绩，收支两端看起来都很红火，那么多财政线上工作的人，不干这个也没啥活干。当然还有别的靠这个吃饭的隐性的东西）。
三、次优选择：去房地产化过程中建立双引擎系统防范经济失速风险，管住“闲不住的手”让市场自己去寻找新的方向
当前的经济下行看上去是周期性的，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增量式改革变异为负债赎买式，渐进式改革变异为拖延式、口号式，经济财政体系的现代化进程迟迟难以推进，旧的结构已经越来越难以承载当前庞大的总量。房地产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结构性问题的集中表现，是对拖延式改革的一种惩罚。现在进退两难，“进”会面对越来越危险的资产泡沫和“一业兴百业废”的经济生态灾难，“退”则可能导致经济失速、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财政政策失效等各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减速治理的方案，无疑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可操作的空间不大；或者有对策，但是要付出更高的政策成本和风险。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总是在短期策略上寻找政策成功学，却不愿意在长期的战略上下功夫，的确是非常麻烦。
短期内可操作的方案不是没有，其实也是我们常用的，“渐进式+双轨制+空间置换时间”，用短期政策可递延摊销的成本赎买的空间，置换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时间。在飞机上换引擎如何换，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比较激进的，直接关掉旧引擎，让飞机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自由滑行，好处是比较彻底，“休克疗法”；不好的地方大家也都知道，飞机没了动力也就滑翔一段时间后就会坠毁，所以对新引擎能否快速实现动力替代要求的时间约束很苛刻。二是比较缓和的，双轨制的做法，建立双引擎系统，由旧引擎也就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产业维持住基本的动力，同时要将旧引擎的动力降到一定比例，抑制住它对新动力的替代和干扰，这个是关键之处。如果房地产对要素的吸引能力仍然非常高，新引擎就点燃不起来。这个比例的确定实际上是个非常精细的宏观治理术，因为在治理房地产的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并不一致，这是导致过去几年房价越治理越高的根本原因。
图2. 近年来百城住宅价格指数走势

新引擎如何形成，是靠政府的建构还是市场的内生探寻？其实最近几年的政策试错已经给出了答案，集中式的建构主义产业政策并无法催化复杂经济体的创新“涌现”，仍然只有市场才能调动最广泛的资源和力量，建立抗通缩统一战线。政策对经济的外生扰动，除了补贴的产业政策外，还有几个运动式的治理 ，对经济扰动比较大。补贴的产业，除了套利寻租骗补，基本上没几个能真正自己独立强大起来的，没了补贴就立马歇菜，浪费了巨大的本来就越来越稀缺的财政资源。运动式治理，往往只有一个手段最有效果，就是“一刀切”。当然，有很多治理不能只算经济账，比如环保治理。但是希望管环保的官员多倾听企业的不同声音，不能简单粗暴的限产关停。有些地方基层官员在治理猪圈等农业污染中存在暴力和黑社会化的极端现象，严重扭曲了中央的本意。我一直说公共管理也要专业化，现代复杂经济体，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当执法人员。
所以具体的思路是，稳定住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增速，通过土地供应管理和房地产施工周期（去库存周期）干预来平滑房价波动。当前房价和房地产投资都在下滑，旧的引擎动力太弱，可能会使GDP增速破6，很快会低于债务平均成本，进入明斯基时刻的宏观预警区域。地方债务问题现在是最大的宏观边际风险，短期最快最直接的手段还是在房地产市场制造“泡沫式通胀”来变相“减计”债务。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这个旧引擎也不能熄火。但注意，这不过是又一次的权宜之计，是缺乏真正改革路径下的“平庸选择”。
最关键是置换新引擎。这么大这么复杂的经济体，政策主导的新动力培育显然已经非常难。其实问题的解决思路很简单，就是合乎经济发展的“道”，改变急功近利的政策成功学、形式主义和口号主义。重新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的作用就是提供基础设施，最重要的不是硬件设施，而是法治、民生、社会保障、公平，一个生动自由活泼，对非国资经济友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体制的改革也得加快提上议程，这是十八大一直强调的，改革已经到深水区，政府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重点，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这才是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根本上是上层建筑自身的效率提升。有为不难，难的是无为，最难的是“无不为”。闲不住的手被管住了，无形的手才敢发挥作用。所以置换新引擎，靠的是有担当的“无为无不为”的政治家为企业家干实事护航，是以市场和企业家为主导的模式。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民营企业的问题，真正的干实业的企业家也越来越少，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可能主要不在企业家本身，而是当前经济的土壤，房地产的生态污染导致实业赚钱效应匮乏，再加上产业政策尤其是金融创新的放松，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精神异化，变成了投机倒把的新时代“倒爷”。新引擎不可能靠他们来置换。
图3. 我国民营企业信用利差远超央企与地方国企

所以摆脱房地产依赖的本质是摆脱外生增长模式，摆脱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依赖。新引擎的置换，硬件设施已经非常完善，比如高铁和通信设施，当前要看法治和营商环境等软性基础设施。新引擎要靠信心，靠预期稳定，靠一个靠谱的资本市场，靠投行替代商业银行来做真正合格的尽调和GP，让那些能支撑未来经济周期的新型企业能破茧而出。很多领导要对策，其实大国治理没有什么捷径，如同一个企业，天天找巧办法和诀窍的企业肯定不是什么好企业。你看华为，看任正非什么时候天天寻找短期方法了，都是“结硬寨打呆仗”，大部分都是回归常识，回归大道，回归人性，不要天天想着政策成功学。如果要找个应对方案，我建议是回头看党的十八大深化改革的报告，这是最全最有诚意的改革方案，政治体制的改革都作为单独一部分来讲。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韧性体系在总量上，也体现在结构上。所以新引擎的置换靠的是复杂经济系统内生的“涌现”，而不是人为的臆想和构建，很多产业政策都是乌托邦，比如新结构主义，其实是放松了政府的约束条件，看看基层的执法人员，产业政策的落实人员，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和激励去甄别有效信息。所以即使市场也有失灵，选择市场来自己甄别信息发现机会，也算是次优选择。对于民营经济，有人说是“落花无声”，有人说是“落花有意”，我想说的是“静听花开的声音”。当然，你的投资在“冬藏”的时间里，也要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供给侧，最后剩下的也是“静听花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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